语出惊人！87岁姜伯驹院士直言：“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我们用教育卡住了自己的脖子！”中国每年毕业800余万大学生，但在数理化领域有建树的人却少之又少，谈得上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更是寥寥无几…… 这样的判断，出自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数学研究与教育的泰斗之口，分量不言而喻。
姜伯驹院士作为中科院院士、我国拓扑学领域的权威，不仅在“低维流形”等前沿数学领域深耕数十年，更在北大讲台执教半个多世纪，亲眼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变迁。
他的感慨，并非空泛的批评，而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 从数据看，中国教育的“规模”早已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8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许多国家的人口总量。
但在姜老看来，数量的堆砌不等于质量的提升。他曾在一次教育论坛上直言：“我们的学生能快速掌握知识点、精准套用公式解题，可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时，很多人就束手无策了。”
这直指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过度聚焦“应试”，把教育变成了标准化生产“解题者”的流水线。 中学课堂里，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老师将数学题的多种解法归类为“高效得分法”“稳妥答题法”，明确告知学生“考试时用这种，别用那种”。
物理课上，学生提出课本外的解题思路，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步骤太复杂，考试会吃亏，按标准答案来”。
这种对“效率”和“分数”的极致追求，压缩了学生自主思考、探索未知的空间。
姜老曾翻看一位高中生的习题册，发现扉页上记满了“高频考点”“得分技巧”，却没有一处“我的疑问”或“新想法”，不禁扼腕：“教育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要让学生敢想、敢试、敢犯错。” 对比姜伯驹院士的成长经历，这种教育导向的偏差更显突出。
16岁考入北大数学系时，他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模式：老师抛出“拓扑学基本概念”后，会留足时间让学生泡图书馆、组讨论组，甚至为一个定理的证明争得面红耳赤。
他的导师江泽涵先生常说：“知道‘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追问‘为什么’，甚至‘能不能不是这样’。”这种强调“悟”与“探”的氛围，让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对未知领域的敏感。 上世纪80年代，当国外“低维流形”研究已成为数学与物理交叉的前沿时，国内对此几乎空白。
当时已在微分几何领域颇有成就的姜伯驹，毅然停下自己驾轻就熟的研究，转而给本科生开设这门新课。
没有现成教材，他逐字翻译外文著作，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用橡皮泥演示曲面变形”“折纸观察拓扑结构”等直观案例；课堂上，他从不直接给出结论，而是故意留下“证明漏洞”，引导学生上台补全。
他常对学生说：“一篇论文的价值，不如培养出一个能提出新问题的学生。”后来，这门课走出了王诗宬等一批数学家，成为中国拓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人才结构。
如今，中国在中端应用型人才储备上堪称充裕，甚至出现部分领域过剩的情况，但在芯片、光刻机等“卡脖子”领域所需的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却长期存在缺口。
姜老曾指出：“基础学科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根扎不深，树长不高。可现在的教育，总在催着枝叶生长，却忘了给根留足土壤。” 在AI时代，这一问题更显迫切。人工智能已能快速完成复杂计算、写出标准代码，但若论“提出新问题”“创造新方法”，仍依赖人类的原创性思维。
可当前教育仍在强化“快速解题”“精准套用”的能力，相当于让学生与AI在其最擅长的领域竞争。
姜老对此忧心忡忡：“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这些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最容易牺牲的东西。” 近年来，“双减”等政策试图为教育“降温”，但在升学率、就业压力等现实因素影响下，不少地方陷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困境。
姜老认为，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回归教育本质：“教育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让人成为‘完整的人’——既有知识，更有思想；既能传承，更能突破。” 这位87岁的老人，至今仍会去旁听北大的基础课，偶尔给学生讲一讲“当年我们是怎么争论一个定理的”。
他的话语或许尖锐，却藏着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期盼：解开教育对自己的“束缚”，才能让更多顶尖人才破土而出，真正打破“卡脖子”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