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处亚洲东部，是世界上最重视水利建设的国家之一。古往今来，各地修建的水利工程数以万计，其中不少古代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已有30多项古代水利工程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更多重要工程尚未列入。 治水自古关乎国计民生。水既能造福人类，亦可能带来灾害，因此治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既要满足农田灌溉、交通航运和生活用水需求，又要防止水患破坏生产生活，这需要兴利除弊的规划设计与人力物力投入。 夏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已出现由畎、遂、沟、洫、浍等构成的多级沟洫排灌系统。春秋战国时期，受重农思想、铁器应用和牛耕推广推动，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建成，书写了水利史上的辉煌篇章。 秦汉承续先秦传统，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汉朝有效治理黄河水患，在关中修建白渠、六辅渠等国家级工程，还在甘肃、宁夏、河北等多地广建地方水利，使关中平原及黄河下游南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经济中心。 唐代构建了系统的水利管理制度：中央设水部、都水监，地方配建相应机构，形成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宋元明清时期，水利在王朝治理中持续占据重要地位。明朝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乃至乡村里长甲首均有“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之责；清代水利工程规模空前，据记载达3234项之多。 历代王朝注重统筹国家与民生利益，通过明晰水权、完善制度等措施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后世虽管理方式各异，但均重视水利管理，以实现水资源有序利用与合理分配。 治水首重识水性、顺水势：大禹从父亲鲧“堵”水失败中悟得“导”法，疏浚河道引洪入海，终平水患。人们认识到水旱灾害严重影响农业，故兴修水利以引水灌溉抗旱、筑堤排涝减灾，且建设必循“因势利导”原则——依地势修灌溉系统实现自流，据地形筑堤防沟洫防泛排涝。 灌溉工程一般由引水渠首、输水渠道和控水斗门构成。渠首分有坝、无坝两类：前者在河道修滚水坝或分水坝引水，后者利用河湾凹处开口引水。输水渠道先以“表”“准”“度”等仪器勘测划定渠线，再开凿干渠、支渠等，自流引水入田。斗门设于渠口，用以启闭调量：灌溉时开启实施畦灌、沟灌等，停灌时关闭使余水归河防渍涝。 我国国土广阔，地理环境南北差异、东西梯度显著，古人治水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依地形选最适工程模式，或筑堰、或开渠、或修陂。 “堰”为低矮挡水建筑，常与堤结合成“堤堰”。都江堰、山河堰等古堰均通过筑堰抬升水位满足灌溉需求，形制依地形水文灵活设计：安徽七门堰利用凹岸取水实现水沙分流，构建“河—堰—陂—塘—渠”多级调蓄系统；浙江通济堰采用拱坝与闸涵组合，形成灌排兼顾格局；湖北石枧堰独创底部排沙孔，保障千年不淤。 “渠”为人工开凿的灌溉或排水通道，三大古渠最具代表性：陕西郑国渠以鱼嘴分水坝和瓠口退水闸实现渭北旱原大规模自流灌溉；广西灵渠以铧堤分水、陡门控流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是现存最古老运河之一，至今仍在灌溉排洪中发挥作用；湖北长渠历经两千余年，形成“蓄、引、提”结合的“长藤结瓜”式立体灌溉网络。 “陂”即池塘，兼具水库功能，先秦已开始利用，南方修建尤多，代表有福建木兰陂、福清天宝陂，安徽芍陂，江西槎滩陂等。芍陂约建于公元前597年，由孙叔敖主持，巧妙利用地形汇集三面溪流成陂，设五座水门调量——汛期泄洪、旱季蓄水，经历代修缮扩建，至今仍具良好灌溉功能。 井泉灌溉与梯田系统亦是因地制宜的典型。浙江诸暨桔槔井灌工程由桔槔—水井—渠道构成，自南宋起灌溉至今；山西霍泉灌溉工程始建于贞观年间，形成稳定的渠册、夫簿制度及水利自治管理，“霍例水法”成为古代水利及地方治理范例. 湖南紫鹊界梯田是南方稻作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融合的产物，被誉为“世界水利灌溉奇迹”。这些工程展现了“山引泉、坡筑田”的智慧，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中国众多规模宏大、历久弥新的水利工程，经代代相传、创新完善得以延续，凝聚着古人智慧，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在当代仍发挥灌溉、防洪、生态等多重功能，展现强大生命力与适应能力。这种传承与创新并重的模式，见证了古代水利文明的辉煌，也为现代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