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死法太惨烈。1963年2月，31岁的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在精心打扮，穿着华服和高跟鞋，将自己的上半身放入了电烤箱，而电烤箱的高温最终将她吞噬。 普拉斯这个人，她不是什么林黛玉式的柔弱女子。她是个“卷王”，一个对自己要求高到变态的狠人。 她从小就是学霸，拿奖拿到手软，凭着全额奖学金进了美国顶尖的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又拿下富布赖特奖学金，漂洋过海去了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那个女性的普遍归宿还是家庭主妇的年代，普拉斯的目标，是要成为最顶尖的作家。 在剑桥，她遇到了泰德休斯。那是一场派对，电光石火，天雷勾地火。休斯高大、英俊，才华横溢，浑身散发着野性的魅力。普拉斯呢，金发碧眼，既有美国女孩的活泼，又有诗人的敏感。俩人简直是文学界的金童玉女。 他们很快结了婚。普拉斯爱得热烈而纯粹，她把休斯看作自己的神。她给他打字、投稿，为他的成功摇旗呐喊，心甘情愿地扮演着“伟大男人背后的女人”。 问题就出在这儿。普拉斯自己，也是个天才啊。她的野心和才华，像一团火，被“贤妻良母”这个社会角色给死死地压在了一个小小的炉灶里。 她要照顾孩子，要做家务，要支持丈夫的事业，留给她自己写作用的时间，只有清晨五点到八点那几个小时。她就像一个被设定了多重任务的CPU，常年超负荷运转。 这种感觉是不是特熟悉？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社会一边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一边又用无形的标准要求你：工作要出色，家庭要美满，孩子要教育好，自己还得身材苗TCP，容貌不老。根据“全球女性心理健康追踪”的数据显示，30-40岁年龄段的职业女性，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发生率比十年前高出了近20%。 我们并没有比普拉斯的时代轻松多少，只是把战场从厨房搬到了朋友圈和KPI考核表上。 更要命的是，普拉斯一直在和一只叫“抑郁症”的怪兽搏斗。 这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是真正的疾病。她大学时就曾因重度抑郁自杀未遂，被送去接受当时还很粗暴的电击治疗。那段经历，后来被她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瓶中美人》里。她说，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一个钟形玻璃罩里，外面的世界清晰可见，但她呼吸困难，与世隔绝。 而休斯的背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请注意，是“最后一根”，不是“唯一一根”。 休斯爱上了另一位女诗人，阿西亚韦维尔。这事儿对普拉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崇拜的神，塌了。她精心维系的完美家庭，碎了。 她做了什么？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把休斯赶出了家门，然后，在生命中最冷、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她迎来了创作力的井喷。 她像疯了一样写诗，每天凌晨，在孩子们醒来之前，用生命最后的能量，写下了后来被收录在诗集《爱丽儿》里的那些杰作。 那些诗，跟她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充满了愤怒、嘲讽、痛苦和力量。她不再是那个温柔的、仰望丈夫的妻子，她成了一个女巫，一个复仇女神。她写父亲，写丈夫，写背叛，写死亡，写重生。每一个字都像淬了火的刀子，锋利、滚烫。 比如那首著名的《爹爹》，她把对纳粹父亲的复杂感情和对丈夫的失望愤怒交织在一起，那种决绝，读起来让人头皮发麻。 可以说，是休斯的背叛，撕开了她“完美妻子”的面具，释放了那个被压抑已久的、真正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她的死亡，和她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同一件事：一场对虚伪生活的最猛烈反抗。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她最后的那个仪式。 精心打扮，穿上华服。这是一种宣告。她不是一个被抛弃的、狼狈的怨妇。她是一个诗人，一个女王，她要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有尊严地退场。她是在对那个让她失望透顶的世界说：你们看，即使在最后一刻，我依然掌握着自己的身体和审美。 把头放进烤箱。这个意象太残酷，也太精准了。厨房，曾是禁锢她的地方，是“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象征。她选择在这里结束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和控诉。她仿佛在说：你们想把我困在这里，那我就在这里，用你们给我的工具，完成我的献祭。 普拉斯用她的死，完成了一次终极的“告白”。她的诗，开创了“告白诗派”，就是把最私密、最痛苦的个人经验，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告白”。我们分享心情，吐槽生活，暴露脆弱。但普拉斯的“告白”是艺术，是提炼过的、能引发普遍共鸣的生命体验。而我们很多时候的“告白”，只是一种寻求关注的数字噪音。 普拉斯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天才、野心、爱情、背叛、母职、精神疾病和创作的复杂集合体。它之所以不朽，因为它所揭示的困境，至今仍是我们的困境。 她死在了黎明之前，但她用自己的毁灭，为后来的我们，点亮了一盏昏黄却真实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