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投湖自尽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罗振玉三人都写了挽联，写得水平都非常好，有的话中有话，有的写了一半发现不对赶紧重写一副，这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先说罗振玉，这老先生和王国维的关系，那叫一个复杂。他既是王国维的恩人、伯乐，又是他的儿女亲家，但最后，俩人因为家事闹到几乎绝交。 王国维年轻时，是罗振玉发现了他，资助他，带他进了学术圈。可以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后来的王国维。后来，罗振玉还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亲上加亲。 但就在王国维自尽前不到一年，他长子病逝。办完丧事，罗振玉二话不说，就把守寡的女儿接回了自己家。这个举动，在当时被看作是对王家的极大不信任，仿佛在说：“你家连我女儿都养不起了吗？”这事儿，让本就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王国维，心里彻底凉了。 所以，当王国维死讯传来，罗振玉的心情，恐怕是五味杂陈，有悲痛，更有愧疚。他从天津匆匆赶来，怀着复杂的心情，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关键的细节来了。据后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实物，罗振玉当时写完上联： “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异数” 意思是，你王国维的忠诚感动了老天，连逊帝溥仪都给了你几百年来没有过的特殊恩宠。写到这儿，他停住了。他反复琢磨“异数”这两个字，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词，有点“非同寻常”，甚至带点“不合规矩”的意思，用在刚去世的亲家身上，似乎不太妥当。 于是，他把这张废了，重新写了一张。把“异数”改成了“旷典”，意思是“前所未有的盛大典礼”。这修改后的挽联，最后在追悼会上烧掉了，反倒是那副写错的“半联”被罗家后人保存了下来。 大家品品，这一个词的改动，是不是暴露了罗振玉内心的不安？他急于将王国维的死定义为“殉清”，定义为一件获得皇家“旷典”的荣耀之事。这么做，一方面是想为亲家争个身后名，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想用一个宏大的政治叙事，来掩盖他们之间那点不足为外人道的个人恩怨和嫌隙呢？ 更有甚者，他还代王国维写了一封“遗折”呈给溥仪，把“殉清”这事儿彻底做实。所以说，罗振玉的挽联，话里有话，既是悼亡，也是一种急切的自我辩解和对身后评价的舆论引导。 接着说陈三立。这位老先生是陈寅恪的父亲，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标准的旧时代顶尖文人。他和王国维，是同一代精神世界的人。 说来也怪，陈寅恪的挽联流传极广，但作为诗坛名宿的陈三立，他写的挽联具体内容反而没那么普及，在史料中不太好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他的悲痛。 对陈三立这样的人来说，王国维的死，不仅仅是一个朋友、一个才子的逝去。王国维的身上，寄托着他们那代人最后的文化坚守和精神气节。 王国维懂的那些经史、小学、金石、词曲，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这个“根本”的代表人物，用最决绝的方式，宣告了这条路的终结。 可以想见，陈三立的挽联，必然是字字泣血，充满了古典的、沉郁的悲怆。他哀悼的，是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他的挽联，我们即便看不到原文，也能想象出那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悲凉意境。 最后，也是最重磅的，就是陈寅恪的挽联。如果说罗振玉的挽联是想“盖棺”，那么陈寅恪的挽联就是真正的“定论”。 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时间不长，但早已是神交已久的灵魂知己。王国维的遗书里，特意嘱托“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份信任，重如泰山。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理解，也远超旁人。 我们来看这副被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的千古名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这副联，写得太高级了！ 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从1911年清亡到1927年，正好十七年。这十七年里，故国不在，精神飘零，这痛苦陈寅恪是懂的。“剩水残山”，既指眼前的昆明湖和万寿山，又暗指破碎的故国河山。“累臣”，这个词用得极准，既承认了王国维的“遗民”身份，又带着深深的同情。 下联，则完全从个人恩怨和政治纷扰中跳脱出来，进入了学术和精神的层面。“五千卷牙签”，指的是王国维那等身的著作和满屋的藏书。“新手触”，是说这些书还没来得及被后人好好整理研究。“待检玄文奇字”，那些甲骨文、金文里的秘密，还有谁能像你一样去破解呢？最后一句“谬承遗命倍伤神”，把那种承接文化遗命的沉重感、知己逝去的悲痛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这副挽联是“重写”，那陈寅恪后来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就是一次思想上的“终极重写”。在碑文里，他彻底超越了“殉清”的讨论，提炼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传世名言：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才是陈寅恪眼中，王国维之死的真正价值。他以一死，来捍卫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