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家谱。儿子：朱琦。孙子：朱和平上将。朱德有6兄弟，1个姐姐，1个妹妹。本来朱德是有13个兄弟姐妹的，但是其他的因为贫困，都夭折了。 四川仪陇的早晨，雾气像一团潮湿的棉花，在山腰间晃荡，缠得人看不清前方的小路。 朱家屋子矮，屋檐下吊着玉米，偶尔有鸡从院子里蹿出来，扑腾着翅膀。 家里孩子多到一碗稀饭要转好几圈才能吃到嘴里。 父母一生生了十三个，活下来的只有八个——男六女二。 朱德排行第四，在兄弟里是老三。 那是个孩子不一定能长大的年月，贫穷不是形容词，是每天早上睁眼就得面对的现实。 母亲的手开裂得厉害，冬天切菜时会有血珠掉在砧板上，拌进青菜里；父亲的眼神沉着，总说“字要写得正，人得端端正正”。 朱德小时候爱读书，书页破了就拿针线缝上。家里没钱，亲戚东挪西借，甚至有人卖了家里的鸡来给他交学费。 有个兄弟去参加护国战争，再也没回来。 朱德在田埂上送行，泥巴溅到裤脚，没顾得拍掉。 战争、饥饿、离别，这些都不是抽象的字眼，而是村口那条总也走不完的土路。 长到二十来岁，他走出家门，从四川到上海，再到北京，试着寻找一条能救国的路。 那时的他，有点像一根竹竿插在河里，一半还扎在老家的泥土里，另一半却伸进了时代的急流。 1922年，他上了法国邮轮，船桅杆像一根直刺天空的矛。 几个月后，他在巴黎听到一个名字——周恩来。于是火急火燎赶到柏林，找到他，讲自己的经历，讲想入党的心思。 那年，他三十六岁，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27年，南昌的夜风带着潮气，起义前夜，朱德请南昌团以上的军官来吃饭。 桌上有酒有肉，他夹菜、敬酒，笑得很自然。吃到一半，他提议去打牌，还故意输了不少钱。 那些军官玩得正起劲，一个营长闯进来说要解除武装。气氛一瞬间像被冰水浇过，朱德慢悠悠地说：“现在什么谣言都有，打牌，打牌。” 等人陆续散去，他立刻赶到指挥部，报告消息走漏。 两小时后，南昌起义提前开火，红旗在城头迎风猎猎。 起义之后，队伍伤亡惨重，士气像被风吹瘪的鼓。天心圩的空地上，朱德对着剩下的人说：“黑暗是暂时的。保存实力，就有办法。” 他举了1905年俄国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例子，那些士兵有的听得目光发亮，有的只是点头，但队伍没散。 那时谁也想不到，这支不到千人的队伍，会走出三位元帅和一位大将。 南下途中，传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 朱德很高兴，说“正要去找他呢”。 几次辗转，两人在宁冈的龙江书院握手，那是一种彼此都清楚来路的握手。 井冈山缺粮，下山到茅坪挑粮是常事。 来回五六十里，路陡得像挂在山腰。朱德穿草鞋、戴斗笠，扛着满满一担粮往上走，脚底磨出水泡。 有战士心疼，把他的扁担藏了，他又找来一根新的，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从此没人再动过那根扁担。 解放后，他名列十大元帅之首，1955年军衔制实施，他拒绝领元帅工资，这一拒就是二十一年。 家里的饭常年是三菜一汤，两素一荤已是“特灶”。 衣服破了补，补了再穿，被褥用了二三十年，洗脸水不能多放，他常说：“自来水不是自来的。” 1976年，他的存款只有两万元，叮嘱不要给孩子，全交作党费。 对子孙，他只留下一张毛主席像和一柜子书。 他的家人也没因为他的身份而走捷径，儿子朱琦抗战中负伤，退下来在铁路系统干到北京铁路局车辆处处长。孙子朱和平是空军少将，研究预警与电子战，戴过军帽，也拿过书本。 其他孙辈，有的在医疗系统，有的在军政岗位，各过各的日子。 四川的山路依旧弯弯绕绕。 雾散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山腰有一条挑粮的小径，石头被脚步磨得发亮。 有人说，那是朱德走出来的。 山风一吹，像极了他走在井冈山上，肩上的扁担一头是粮，一头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