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侵略中国三次，英国胜。法国侵略中国两次，法国胜。德国侵略中国一次，德国胜。沙俄侵略中国一次，沙俄胜。日本侵略中国三次，日本胜两次，败一次。 数字本身并不带情绪，但列在一起，却令人切肤锥心。这不是一串冷冰冰的历史统计，而是中华民族百年苦难的压缩档案。 英国、法国、德国、沙俄、日本——五大列强，轮番登场，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是一场场军事胜利、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一片片租界和一代代屈辱记忆。 看似“胜负表”，实则是民族灾难的编年史，是中国从“天朝上国”跌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伤痕坐标。 这些“胜利”，靠的不是谁更讲理，而是谁的炮口更硬。鸦片战争、马尾海战、胶州湾事件、外东北割地、甲午战争、南京大屠杀……每一次“胜利”背后都是一轮对中国主权、资源、尊严的掠夺。 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当时太弱。但真正的问题是，弱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战略上的——这是一个迟迟未能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文明古国，面对工业化侵略的全面失防。 英国三次出手，次次得手。从鸦片战争强迫签订《南京条约》，打开“五口通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烧毁圆明园，继而挥师西藏. 确立印度-西藏-中国边境的控制框架，英国的战略从来不止于战争胜利，而是要在制度上写下“永久性改变”。 英国的对华侵略是金融资本与海军力量的合谋，是用炮舰敲开关税、司法、内政的大门。 法国两次出手，目标明确。第一次是把越南从中国藩属体系中夺走，第二次则是参与八国联军，分得北京城下的干货。 法国打的旗号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实质是“利益的分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它布下的不是福音，而是控制节点。 德国来得晚，但下手极狠。1897年，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逼签《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视作“模范殖民地”。 它不打算东亚称霸，但试图以“德意志秩序”在东方复制普鲁士式治理，设立铁道、邮政、教育体系，实为“隐性治理实验室”。 沙俄则是最大“赢家”。 它几乎没有开一枪，就在清政府最虚弱时，以调停者姿态逼签《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鲸吞外东北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不仅是领土变动，更是战略空间的永久坍塌。 俄国的算盘不是贸易，而是领土本身。日本三次出手，前两次收获颇丰，第三次却输得彻底。 甲午一战，它从一个“蕞尔小国”跃升为东亚列强，夺取台湾、澎湖、巨额赔款；1915年“二十一条”，它试图全面控制中国北方命脉。 1937年全面侵华，则是一次彻底的“灭国式战争”，以南京大屠杀、以战养战、人口清洗为手段，意图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体系。 它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人道，而是因为战略失衡与中苏美三方夹击。但问题不在于谁赢了几次，而在于中国为何屡败。这不仅是枪炮的差距，更是制度、认知、战略的全方位崩塌。 面对列强，中国所依赖的仍是“天朝认知”——以为“夷狄不可信”、“剿抚可控”，以为“和为贵”、“避战可保国”。 而对手早已进入现代国家体制，拥有完备的财政、动员、工业、海军、外交体系。这不是“民族性格”问题，而是历史阶段的问题。 落后就要挨打，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结构性现实。晚清的“以夷制夷”，最终养虎为患；“中体西用”，终归左右不是。 “洋务自强”，在没有制度和战略体系支撑下，沦为“买办工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术反应，无法应对系统性侵略。 但侵略也带来了反作用。它刺痛了中国人沉睡的神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虽未成功，但已开启现代化的方向盘。 民族主义在反侵略中觉醒，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都是对“亡国感”的回应；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国家的动能，正是在列强的压力下形成。 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不能只停留在“胜负表”上。这些“胜利”对中国而言，是血的代价，是文明挨打的记录。 但它们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国家性格——对主权的高度敏感，对外来干涉的本能警惕，对“和平发展”的坚定执着。 正因如此，中国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中，不搞“胜者逻辑”，不讲“炮舰外交”，不追求“文明输出”。 中国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商共建共享”，是从百年屈辱中走出来的文明，对霸权主义最深刻的否定。 历史不能被遗忘，但也不应被仇恨绑架。真正有力量的国家，是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非复刻旧恨。 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炫耀苦难，而是为了明确一个答案——我们今天所守护的一切，都是百年前我们失去的。 这不是简单的“胜败表”，这是国家的不归路，也是今天中国选择和平、发展、自主、自强的最深刻注脚。过去曾有人在中国土地上写下“胜”，今天，只有中国人民，才有权定义国家的荣辱与胜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