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艺谋看上了莫言的红高粱，问道:“我想拍你的红高粱，800块可以吗？”莫言痛快地答道：“行啊，800块能买一头大黄牛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到十分钟，张艺谋就拿下了红高粱的版权。 女主角“九儿”的原型已定为史可，这是一个几乎注定能改变命运的角色，谁能出演，谁就有机会被推向整个时代的聚光灯，史可被通知后，立即投入准备，她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开始翻阅小说，逐字琢磨九儿的性格与经历，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在高粱地里成长、抗争、燃烧的女子，她每天在排练厅里演绎不同场景，不断推敲每一个动作与眼神，力求贴近角色的灵魂。 与此同时，张艺谋也在反复研究剧本，他一边修改台词，一边设想镜头如何捕捉到那种野性与张扬，九儿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他清楚不能出半点差错。 就在史可全力准备时，巩俐刚刚结束外拍返回学校，得知《红高粱》正在选角，她被九儿的命运深深吸引。 这个角色的生命力、那种直接面对困境的姿态，让她无法平静，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人选，但内心的冲动驱使她主动去争取，于是，她递上简历，要求一次试镜。 张艺谋在摄影棚里看到了巩俐，她站在镜头前，不同于史可的稳妥与饱满，而是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感，摄影机记录下她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表情，画面里展现出的力量令在场的人不安。 顾长卫看了底片，认定巩俐的表现更适合大银幕，史可和巩俐之间的角逐让张艺谋陷入两难，他已经与史可达成初步意向，但巩俐的表现实在难以忽视。 几天的犹豫与权衡之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的不是“符合原著”的安全，而是能在镜头前迸发出新能量的人，他拍板选择巩俐，史可只能黯然离开。 这一决定注定引发波澜，但张艺谋顾不得那么多，他投入到更艰难的筹备中，剧组抵达山东高密时，眼前的高粱让他心凉，当地旱地高粱又矮又稀，完全无法满足银幕所需。 故事里的九儿要走在如同墙壁般浓密的高粱间，现实却给不了这样的场景，张艺谋没有退路，他立即拿出四万元巨资，请来两百名农民重新种植一百亩高粱。 为了让农民们安心劳作，他郑重承诺，所有收成都归农民，剧组只要高粱长成的景象，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人心动，但能否真正换来预期的画面，仍要冒险。 终于，在他的逼迫与坚持下，那片高粱渐渐浓密，翻起了真正的绿色波浪，而张艺谋并不是随意找到《红高粱》这部小说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莫言的文字，粗粝、原始、充满生命的力量，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感觉，他立即决定要买下版权。 张艺谋带着诚意找到莫言，直言要将这部作品拍成电影，当张艺谋提出的800元，莫言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甚至没有过多问细节，当场同意把小说交给了他。 双方只花了几分钟就敲定了版权，这种干脆仿佛天意注定，回到剧组，张艺谋日夜修改剧本，每一处细节，他都要推敲，人物命运的转折、场景调度的安排，他一遍遍改动。 他常常在纸上反复涂改，只为捕捉那种真实的生命力量，他清楚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他人生的背水一战。 而演员们也在承受着超乎寻常的考验，姜文在酷热的烈日下反复扛轿奔跑，肩膀磨破皮又愈合再裂开；巩俐为了一个镜头，在粗糙地面上翻滚数十次，脚踝和手臂被划得血迹斑斑。 剧组上下都在拼命，只有一个目标：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等到影片终于完成，它不仅在国内引发轰动，更在海外电影节一举夺得大奖，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人们记住了那片高粱地，记住了九儿，也记住了张艺谋、巩俐和所有为此拼命付出的人，而最初的那个场景却始终让人难忘。 一个年轻导演带着800元找到一位作家，两人几分钟就敲定了一桩买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漫长博弈，却掀开了中国电影历史的新篇章。 （主要信源：人民网——莫言披露《红高粱》改编电影往事：版权仅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