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匠，因学历低被单位辞退三次，终成没有文凭的大师 在如今这个招聘启事上满是“本科及以上”的时代，启功的故事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唯学历论”的脓包。 这位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连中学文凭都没拿全，三次因为学历问题被单位扫地出门，最后却成了书法界、国学界绕不开的标杆。 他这辈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是个中学生”，可就是这个“中学生”，让无数揣着博士文凭的人自愧不如。 启功的皇族身份，在他这里从来不是镀金的招牌，反倒像块需要时时擦拭的旧铜器。小时候家里还没败落时，他跟着祖父认些字，可没等进正经学堂，家道就中落了。 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变卖字画度日，别说上大学，就连中学课程都是断断续续凑着学的。1933年，经人引荐到辅仁大学做事，校长陈垣瞧着这小伙子字写得好，对古籍也有独到见解，就让他帮忙整理书稿。 可人事处的人拿着他的档案直皱眉：“连中学毕业证都没有，怎么能留在这儿？”陈垣拍着桌子力争：“本事比文凭值钱！”最后只能给个“特约讲师”的名分，薪水比正式教员少一半，还没编制。 就这临时差事，干了三年还是黄了。学校人事调整，“学历不足”成了最现成的理由。这是启功头一回尝到学历这道坎的厉害，他没抱怨，背着包袱走的时候，兜里还揣着陈垣塞给他的几本线装书。 丢了工作的启功，只能在街头支个小摊，写春联、画扇面换些米钱。冬天北风刮得脸生疼，他就在旁边支个小火炉，一边搓手一边琢磨字帖里的笔画。 有回遇到个熟客，劝他：“找路子办个假文凭呗，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干。”启功摇头笑了：“假的文凭护不住真的学问，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手里的笔。” 后来他好不容易在一所中学谋了个国文老师的职位，课堂上把《论语》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听得入迷，可家长委员会不乐意了。 有个家长跑到校长室拍桌子：“我们孩子要考大学的，让个没上过大学的教，耽误了怎么办？”没到一学期，他又卷铺盖走人了。 这次他没上火，反倒把铺盖卷往肩上一扛，说：“正好有时间琢磨《说文解字》了。” 最窝心的是第三次辞退。1949年后，北京师范大学想请他去教书法，可一看档案里“中学肄业”四个字，负责招聘的领导犯了难。 当时高校刚进行整顿，学历成了硬杠杠，就算陈垣再力荐，也只能给个“临时工”身份。启功倒不在乎这些，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准时到校，把板书擦得锃亮，讲起书法结构来，连窗外路过的学生都忍不住停下听。 可临时工总有到期的那天，整顿名单下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那天他抱着一摞学生作业走出校门，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有学生追出来问：“启老师，您还回来吗？”他回头笑了笑：“学问这东西，在哪儿都能教。” 没人知道那些被辞退的日子里，启功是怎么熬过来的。邻居说常看到他家半夜还亮着灯，窗户纸上映着他抄书的影子；琉璃厂的掌柜记得，他总在收摊前过来，蹲在旧书堆里翻半天，掏出皱巴巴的毛票买本残卷。 他跟着齐白石学画，老人看他笔墨有灵气，想收他做徒弟，他却摆摆手：“我这点底子，先跟着您磨墨吧。”磨墨的间隙，他就盯着老人运笔的姿势，回来在废报纸上反复练，直到手指酸痛得握不住笔。 陈垣见他如此，把自己珍藏的古籍借给他看，他连夜抄录，第二天准时归还，连个墨点都不沾。这种近乎偏执的较真，让他在没有文凭的日子里，悄悄把学问酿成了醇酒。 转机出现在1952年，陈垣再次力排众议，顶着“不合规矩”的压力，让启功以副教授身份重返北师大。 这次没人再拿学历说事儿，他写的《古代字体论稿》已经在学界传开，里面对隶书演变的分析，比很多教授的论文都透彻；他的书法更是成了招牌，有人拿着他的字去请齐白石题跋，老人看了直点头：“这字里有骨头。” 后来学校要给他补授荣誉博士学位，他死活不肯：“我要是拿了博士，那那些正经念了十年书的博士算什么？” 他办公室的墙上始终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学生水平”，来往的学者见了，没人觉得是谦虚，反倒透着一股真性情。 启功教学生，最不看重的就是学历。有个自学成才的青年拿着论文找他，学历栏填的“高中”，他却逐字逐句批改，还推荐发表。 有人提醒他：“这小伙子没文凭，推出去会不会让人说闲话？”他眼一瞪：“我当年连高中都没毕业，难道就不能做学问了？” 启功这辈子，就像他写的字，看着圆润柔和，骨子里全是筋骨。三次被辞退的伤疤，没变成他抱怨社会的理由，反倒成了打磨学问的砂纸。 他用一辈子证明，文凭这东西，就像衣服的标签，能说明产地，却测不出布料的好坏。而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让自己的学问说话，不是让那张纸替自己吆喝。 资料：中国非遗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