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

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悔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望，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   1955年，北京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季羡林伏案写作。窗外阳光正好，他却久久盯着信纸上的空白出神。那一天，他刚梦见了母亲。   梦中，她的脸依旧模糊，只能依稀辨出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抚过他的头发。梦醒时，泪已沾襟。那是他一生中最常出现的梦，也是他一生最不愿醒来的梦。   季羡林，这位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学者，终其一生站在学术的高峰，精通梵文、吐火罗文、德文等多国语言，享誉世界。   可在这不可一世的成就背后，隐藏着一段不愿触碰却无从逃避的伤痛——对母亲的思念与悔恨。   他的母亲，姓赵，出身贫寒，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在那个重男轻女、识文断字稀有如金的年代，她一字不识，却用最朴素的方式撑起了整个家。   她嫁入季家时，季家同样清贫，一家三口靠着半亩薄地艰难度日。主食是高粱饼子，粗糙难咽，母亲却始终把仅有的“白的”麦面饼、月饼，甚至是一点牛肚，留给儿子。   季羡林的童年，是在母亲的背影中慢慢长大的。他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在田垄边问一些稚气的问题，母亲总是耐心回答。她的笑容不多，却温暖。   他记得那双粗糙的手，总在夜里为他缝补衣裳，或在灶台前翻动高粱饼子。贫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那段日子里，有母亲在，他觉得无比踏实。   可是变故总是来得太早。6岁那年，季羡林离开了家，被送往济南读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能真正回到母亲身边。母子间的联系，渐渐被时间割裂。   他曾在母亲去世后痛苦地回忆：“她的面影我已经记不清了，连她的笑容，也早已模糊。”   他一生中只回过老家两次，一次是奔丧，一次是回乡探亲，停留时间都很短。而母亲，直到临终前，还在村头张望，期盼着儿子归来。   邻居宁大婶曾转述，母亲悔恨地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打死也不让他走。”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缓慢却深刻地划在季羡林的心上。   他曾暗自发誓，等大学毕业就接母亲来城里一起生活。可是还未等到他毕业的那一天，母亲的噩耗传来。   他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辗转回到清平老家，面对那副简陋的棺材，他几乎失声痛哭，“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那一刻的撕心裂肺，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抚平的伤。   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季羡林的名字与学术几乎划上了等号。他曾担任北大副校长，是国内印度学、吐火罗学研究的开山之人。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国语言，享誉国际，曾获得德国总统亲授的十字勋章。   他最深刻、最沉痛的一句话，却是：“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   这并非一种自怨自艾，而是一位经历人生巅峰的知识分子，在岁月尽头对“幸福”二字最本真的定义。   他说：“所有的名声、地位、幸福、尊荣，都不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不识。”这句话，穿透了知识的外壳，击打在人的情感深处。   晚年的季羡林住在北京医院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里。年岁渐长，身体每况愈下，但母亲的身影，却愈发清晰。   他常常在梦中与母亲相见，梦醒之后，老泪纵横。他说自己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这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遗憾与愧疚。   他的悔，不仅是未能尽孝，更是对那个时代、那种命运的无奈控诉。在那个国家动荡、政局更迭的年代，读书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为了求学，他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成功，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