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反击战，李德生长子在敌军阵地指示炮兵部队：向我开炮！ 1979年2月25日凌晨两点，谅山北侧的丛林里温度还不足十度，李和平靠在弹坑边，听着无线电里传来的炮兵口令，他的手指蜷在扳机上，没有丝毫颤抖。几分钟后，他亲口说出的那四个字——“向我开炮”——在寂静夜空炸出滚滚火舌，也把这位开国少将之子的名字钉在了那场反击战的烈火里。 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60年春，合肥军区家属大院里常常能看见一位少年的身影。他叫李和平，是李德生的大儿子。那年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家里每天一小碗南瓜饭，孩子们饿得眼睛发直。有人劝李德生凭职务多领几斤细粮，被他一句“少来那一套”顶了回去。高干子弟照样跟在炊事班后面捡麦粒，李和平也被父亲勒令拿着锄头去荒地开垦。少年那时候明白了一个道理：身份从来不是护身符，能救自己的只有实打实的本事。 1966年初中毕业，李和平主动提出参军。父亲不仅没有托关系，反倒给部队打了电话：“让他从班长开始熬。”于是接下来的几年里，李和平背着比自己还重的火炮零件在林海雪原里拉练，写入党申请书一次又一次被退回来。别的战友当了两年兵就挂上象征荣誉的肩章，他硬是熬到第五个年头才提干。有人替他不平，他却说：“走捷径容易迷路，慢一点，心里踏实。” 1977年恢复高考，团里推荐他去军校深造。名单送到北京，李德生连犹豫都没有，拿笔划掉了儿子的名字。理由很简单：“越南边境不安生，部队缺干部，他走了谁带兵？”李和平听说后只说了一句：“打仗的地方更需要我。”一句话，断了读书的念头。看似残酷，却为两年后的血火考卷埋下伏笔。 1979年2月17日凌晨，西线炮声拉开对越自卫反击战帷幕。12军抽调骨干南下，时任106团副团长的李和平第一时间写血书请战。军部原想把他放在师作战室，安全得多，可被父子俩同时拒绝。李德生只回了一句话：“在指挥所也能立功，但冲在最前面才能服众。”父命不可违，李和平拎着冲锋枪跨过友谊关。 进入高平地区后，106团要拿下一处番号为“东坡”的越军加强据点。敌人修了半地下永备工事，火力网交叉覆盖，一连三次冲击都被打了下来。团里正酝酿下一步方案，李和平主动请缨，带一个加强连夜色里迂回渗透。为了压低脚步声，战士们脱了鞋，把枪机拉栓动作全改成手动压弹。凌晨一点，他们奇袭成功。可刚占住阵地，越军增援部队便从北侧高地蜂拥而下，火箭弹、重机枪轮番扫射，瞬间局面倒转。 无线电里传来团指“顶住，炮火支援马上到”。李和平在简陋工事中盘点弹药，发现不足以撑到炮击。他让通信员给后方发坐标，自己则和战士交代遗书事宜。一个湖南籍老兵递过皱巴巴纸片，认真地说：“副团，留给家里一句话就行：儿子没丢人。”短短十个字，李和平愣了两秒。他清楚，如果炮火覆盖太晚，阵地被反夺，整个连的人都要埋在这里；如果提前开炮，己方伤亡同样难测。可他更明白，一旦失守，整条进攻轴线可能重新陷入拉锯，代价更加惨重。 决断只用了三秒，他抓起话筒：“一号阵地坐标×××，覆盖射击马上实施——向我开炮！”炮兵指挥所沉默不到两秒，一连串“嘭嘭”答复回荡耳机。随后远处山谷亮起火球，155毫米榴弹扯着尖啸铺天盖地砸了下来。炮火持续七分多钟，阵地被炸成焦土。爆炸气浪裹挟钢片横扫，对岸越军冲锋线被炸得七零八落。己方工事顶板塌方，李和平肩头被石块砸得鲜血直流，两排战士也有多人牺牲，但阵地始终还在我军手里。 拂晓时分，106团反冲锋结束战斗，“东坡”据点彻底扫清。师首长赶来勘察，得知李和平“自点炮击”后先是黑脸质问：“你知不知道那是禁用手段？”看着周围残垣和横七竖八的弹坑，他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这一仗算你立头功。”很快，东线战役持续推进，12军势如破竹突入谅山外围。 战后评功，李和平被破格提拔为36师副师长。师部文件这样写：“在敌重兵围困、己方弹尽援绝之际，临危不乱，主动请求炮火覆盖，确保了作战方向畅通。”这段只言片语背后，是工事里几乎窒息的火焰味道与耳边炸裂的钢铁风暴。有人问他怕不怕死，他摇头：“怕固然正常，可更怕让越军在我阵地插旗。” 同年秋，12军回撤休整。战士们一身硝烟进边境口岸时，李和平远远看见到接站的父亲，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李德生只拍了拍肩膀，什么也没说，两个人却都明白，那场炮火算是给父子多年严格军纪最生动的注脚。 此后几年，李和平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基层带兵和退役安置工作上。1986年他主导改建了一个烈士陵园，把在反击战中牺牲的106团番号刻进纪念碑。有人劝他往更高的指挥岗位走，他轻描淡写：“官大了也就两条杠三颗星，再高能顶天？把兄弟的名字挂在碑上，后人来扫墓时知道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这比什么都值钱。” 九十年代后期，李和平转入地方，以退役军人事务为主业，同时牵头设立扶贫基金。谈到为何投身慈善，他说：“当年若没百姓送水送粮，部队腰包里也只剩干树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