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时，我国已经毫无疑问地建立起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空军，并手握全球最大的苏-27机队（包括以苏-27为基础改进的机型机队）。

一些外网的军事专家与军事爱好者对此的观点倒是颇为有趣，认为这是“中国曾在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前，获得了3架先进的苏-27战机，并以此赶美超俄”。

由于语言上的壁垒与内心的傲慢，欧美的“军事专家”与民间智库得出类似的结论其实很正常。

毕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很难沉下心去研究苏联时代的详细状况，只能任凭自己的想象与结合过去的军事外贸经验“推测”中国装备的发展现状。

20世纪80年代时，我国的空中压力十分巨大

20世纪80年代时，由于国防力量上的贫弱，中国台湾海峡地区状况十分紧张，日本韩国方面对我国领土的挑衅十分频繁。

而在所谓“中美蜜月”期间，我国尝试过进口一些美国的先进产品加强国防能力。

然而由于美方的政治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双方关系开始陷入僵局——而且当时在美国进行改进的一揽子“现代化计划”几乎都没有善终（如耗资5亿的歼-8II“和平典范”改进项目、59式坦克的“美洲虎”改进项目）。

正在格鲁曼进行“和平典范”改装试验的模型

借助美国升级国内航空力量的希望破灭后，国内当时的歼击机技术状况也非常糟糕。

除了少量经过一定程度改造的歼-7II、歼-8战斗机外，基本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也在当时假想很可能出现的未来“对台军事行动”中根本无法承担争夺制空权的作用。

同时，在8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回暖，苏联战斗机的对外军事贸易开始松动与“回暖”。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一切按计划进行”中，苏联“格拉诺斯特”改革带出了一系列经济问题，我国获得苏制装备的难度不断降低，而急于“甩掉军事装备包袱，方便轻装前行”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也开始乐于向外推销其战斗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5月，刘华清主持召开了关于未来15年引进新型战斗机的会议，期间主要讨论的是苏联方面提议的引进米格-29战斗机用于提高自身战斗力与为未来提升战斗力做准备。

工业部门内部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相当部分推崇欧美技术的专家极为反对引进苏联产品，并认为那是“（相对于欧美的）落后技术”。

长时间的拉锯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时任国家总理对此颇为痛心疾首：

“你们拍着胸口问一问，这些年来都从西方拿到多少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 苏俄的技术是有其相对落后的一面，但那是对美国。即便是如此，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我们而言，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他们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比 (我们)先进得太多了。现在不但要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更要趁 (苏联不稳定)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量引进智力。那 么 多的优秀科学家，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培养不出来的宝贵人才……国家就是再困难，要挤出资金来推动对俄‘双引工程’的实施。 ”

在国内的歼击机引进计划多次因为技术路线之争而拖延，恰逢国内思想碰撞激烈，而中国与欧美关系又在1989年陷入彻底的恶化，906工程（引进Su-27的谈判工作）才正式确立工作启动。

何况，中国当时较为贫弱的工业水平也急需现代化战斗机的生产资料与设计材料进行学习，指明产业升级的方向与确定产业升级的目的。

在后续的引进谈判中，起初双方就“新锐战斗机”的谈判是围绕着米格-29战斗机展开的，米格-29除了具有上方提及到的优势，还在生产性与使用成熟性上具备优势：

当时米格-29的生产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且其产品也已向包括民主德国、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印度、伊拉克等亚洲国家进行了外贸，积攒了大量的使用与维护经验。

对于中方要求的引进组装生产技术也具有更容易上手的优势。

但米格-29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空军对飞机“长航程”（需要覆盖更多的防空区域）、“多用途”（截击任务与争夺制空权）的需求，而且从飞机定位上也与当时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歼-10战斗机有冲突。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与苏联共青城生产厂方面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接触，此举更加坚定了中方购买苏-27的决心与想法。

在199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原则同意进口苏联战斗机。

之后的8月23日至9月13日，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率团赴苏，对苏-27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考察，基本摸清了飞机的技术状态和作战使用特点，同时确定了苏联方面向我国提供飞机的商务条件。

1990年10月25日中午，别洛乌索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到达北京。

中苏双方就购买苏-27飞机问题再次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11月1日上午，在友好的气氛中，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航空知识》在其5月刊上登载了俄罗斯Su-27来到中国后的第一张照片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苏联同意向我国出口苏-27战斗机，并于90年代逐渐交付，20架单座歼击机型苏-27SK、4架双座教练型苏-27UBK，共计24架，双方的合同金额以贷款形式进行，支持其中70%按以易货交易形式进行支付。

正如前文所说，一些欧美“军事专家”带着其傲慢与偏见，将中国能够实现战斗机的全面三代化归结为“我国在苏联解体前获得了3架苏-27战斗机”，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错误的——

截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抵达中国进行交付的是8架单座歼击机型苏-27SK和4架双座教练型苏-27UBK，总计12架。

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宣布继续交付订单直到1994年第一批订单完成。

假设中国对苏-27的引进之路到此完结，仅仅通过自己的逆向仿制与测绘研究就试图达成今日的成就，恐怕耗时要更加长远，这也就引出了我国与俄罗斯就苏-27引进所签署的另一批合同了。

1994年，第一批苏-27交付合同完成后，两国并未马上签署提供第二批24架的合同——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双方在购买第2批苏-27的费用支付结算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俄罗斯方面认为应改为完全以美元进行支付。

在经过紧急讨论后，1995年5月，我国最终同意了俄方的要求，但附加的条件是俄罗斯需向中国转让苏-27的生产线。

在这样的条款要求之下，俄罗斯与我国签署了在中国进行苏-27许可生产的协议，还一并配套引进了苏-27的生产授权和第2批苏-27战斗机的引入。

如果没有生产线的引入，仅仅依靠引进2个批次48架苏-27战斗机，我相信我国能依靠逆向测绘仿制出类似的“中国版苏-27”，但时间上与进度上会大大落后现在。

这样也不利于在90年代那个堪称糟糕的国际环境下快速增强国防力量。

更遑论在日后培养一批具备生产、组装、设计、维护第三代重型战斗机的技术人员了。

在战争与历史的研究问题上，越是近代的欧美“军事专家”，其研究中的傲慢与偏见便越是不加掩饰，仅以其对中国航空力量的发展原因研判就可见一斑。

在这些“军事专家”眼中，中国的技术突破，永远需要依赖的是进口他人产品，进而赶美超俄。

将许多事物原本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戏剧化，制造“爆点”以博取读者的眼球与猎奇心态，而真正的历史事实却被他们抛却一边，不再问津。

尤以本篇中所针对的问题为甚——引进新锐战斗机的数目、时间统统错判不说，还将中国航空力量的赶美超俄之路进行了错误的因果归纳。

其中仍然充斥着欧美特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产品从来只需要引进产品本身”，对生产线、技术工人培养、军工体系的改进与参与其中的人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最后，不论欧美的军事研究者抱有着怎样的自大、傲慢与偏见，作为中国航空力量发展的受益者，还是应当对我国长期从业的军工人员报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资料：

【1】央视网《揭秘“空中利剑”歼-11B》

【2】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日落共青城：风起于青萍之末》

【3】大众科学网《歼-11出人意料： 中国自行升级俄罗斯侧卫战斗机》

【4】俄罗斯航空网《中国空军的多面手苏-27》

【5】新华社《中国故事|70岁沈飞，蓝天不会忘记》

【6】澎湃新闻《抗战阅兵兵器谱 | 从歼11到歼15：东方侧卫的传奇》

【7】军事博客网《沈阳歼-11：强大的空中优势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