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乃谦/文

我的曾祖父白永贞(1867--1944)，字佩珩，同治丁卯年出生于辽阳县唐马寨蚂蜂泡村巴雅拉氏(汉译白)的一个小康之家，满族，属镶白旗。太祖父吉祥，字瑞廷，光绪年间被封为中议大夫，其为人忠厚，教子有方，坚持“耕读事业”，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训教子孙忠孝仁义，勤劳俭朴，立家堂号“仁义堂”。我曾祖父幼年于村塾学文习礼，年长就读于辽阳城襄平书院。由于勤奋攻读，乡试中秀才，丁酉年(1897年)京试中拔贡，曾任直隶州判、候补直隶州署、海龙知府。民国时期任奉天省议会议长、代理省长、资政院议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事、奉天通志馆馆长等职。他的一生既艰辛又辉煌。在旧时代中，他精于文史，善于书法，文章道德颇受赞颂，驰名全省，望重儒林。记其传略，以志怀念

一、解任知府与兴办义学

清朝末期，我曾祖父任直隶州判和候补直隶州署两任京官之后，出任海龙知府。海龙府地处塞北，气候严寒，经济落后。他上任伊始，便励精图治，教民耕读，廉洁执法勤政廉政，减轻赋税徭役，百姓过上较为温饱安定的生活。但三年即将任满之际，境内发生一起“谋杀亲夫”案，便以“教民无方”，而引咎解任，回归故里，兴办义学。

当时，除了在我家西院设家塾之外，又在南园子新建五间书房开设学馆，由曾祖父亲自授课，同时聘请学识高深的马献南先生执教。除白氏家族子弟外，并劝导附近各村儿童入学。如原吉林省副省长、共产党员徐寿轩同志幼时也曾于此就读。

此间学馆，实行义务教育，书墨文具全部供给，塾师的薪金食宿，一切费用皆由我曾祖父给予。对能够辅助家庭劳动、年龄稍大的学生，免其辍学给予补贴。每年都用大车去辽阳城购书、墨、笔、纸等。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当年只要上学，就有书读、有纸用、有笔写字……”有的学生十一、二岁，家长即令其辍学，认为“家里贫寒，供不出‘人物’，不如早些下地干活，还能赚口饭吃……”每遇此情，我曾祖父总是送去数袋粮食，劝其家长让孩子复学，讲明“读书不全为功名利禄，耕田学艺都应知书达理”等道理。因而，我的家乡曾一度书声朗朗，墨香缭绕。

民国初年，曾祖父在辽阳城里兴办劝学所，聘请数名学识渊博的先生，分班分级授课，比私整馆进了一步。同时在奉天文学专科学校及萃生书院就职任教。也曾西宾于“大帅府”为张家子弟授课，并较长时间为张学良将军讲授古典文学。他的大半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造就出数百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才，特别是其中有名见经传的两位共产党员(张学诗、徐寿轩)，两位爱国志士(张学良将军、白毓麟烈士)，他老人家有生之年常以此自慰，逝世亦含笑九泉。

二、蓝顶轿子与黄绫大伞

“九·一八”事变，我家由蚂蜂泡迁到辽阳城高丽门里的新住宅。当时乡下土匪烽起，需进城避乱，曾祖父才允许置宅居住。这座宅院前后三进，还有东、西两跨院。当他老人家得知这处宅院有七十余间房屋及在城市生活消费状况时，心中不悦。命我祖父及二祖母去沈阳(奉天)聆听训谕，并令其牢记：“布衣暖，菜根香，诗书韵味长……”“不积财，不结怨，多行善事”。令择时搬回故乡，继承耕读事业。因此，我仅在这里渡过童年。

这座宅院的第二进是五间宫殿式建筑，我小的时候觉得它特别高大，轻易不敢进去。这里本应是我曾祖父的起居室和书房，但从未住过，他此时正住在郎家磨坊。这里的堂屋两面墙放着顶屋棚的高大书柜，还有宽大的书案、桌椅等，东边的房间还放有-乘蓝顶轿子和两支黄绫大伞(旧时称万民伞)，伞的周围钉着密密麻麻红、蓝、黄、绿等颜色的绸缎条子，上写有“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正大光明”等等。待我年龄稍长，才知道这蓝顶轿子和万民伞是我曾祖父任海龙知府时，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老百姓赠给他老人家的。1947年春曾祖父安葬时，将这两件物品焚于墓前。

三、故乡宅院与郎家磨坊

我的故乡蚂蜂泡曾有一处知府宅院，位于村中小河桥西，门前置三蹬上马石，拴马桩等，起脊式天鼓响门楼，一对雕刻精致的石狮门枕，门楣和门楼中，悬有五块木雕金字匾，上刻“望重儒林”、“行道有福”、“仁言立溥”、“万家生佛”。共29间房屋。此外，后院是宗祠，正房是供俸祖宗之处，厢房是祭奠时族人聚会和休息之用。整个宅院是城堡式建筑，四周是丈二带女儿樯的青砖围樯，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座炮楼。后园有桃树杏树等，临近小河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有柳、榆、杨、槐、桑、桦树，还有一些北方罕见的梅树，榕树。小河中有莲花，角，岸边有芦苇，还有一只木船。

这处知府宅院，比起旧时代官宦人家的府第逊色许多，但比起郎家磨坊要豪华许多。我曾祖父一生中在故乡宅院仅生活五，六年。民国初期，应张作霖之聘去沈阳任教，于小西关郎家磨坊租处正房四间，西厢房三间的小院，一住二十余年。当时，张作霖给官吏，幕僚们房号修建官邸。也送我曾祖父一处，但他执意不受。同僚及属下力劝其建座住宅，他说：“置此乱世，有茅屋避风雨，余愿足矣!”此间张学良将军在家塾，散馆之后每个星期都抽空来郎家磨坊求教，而汽车进不了胡同，卫兵因无休息处，只能站在大门前的小路上。张将军见如此寒酸，心怀歉意，于故宫附近置一院落，筑二层小楼，赠予老师，每每催其迁居，都婉言谢绝。我四叔父和表伯父迁入小楼两天，曾祖父得知，将二人严词训斥，教其“安贫乐苦，勤俭持家，勿贪图奢华，玩物丧志……”他老人家不仅谆谆训教子孙，而且身体力行，长时间雇黄包车由郎家磨坊往返奔波于省公署衙门、通志馆。那座小楼，直到张将军“易帜”入关后，才派其它用场。

四、帅府日记与师生情谊

曾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师生情谊笃厚，他把强国富民的希望寄托予张将军。1945年东北光复，我于海城女高辍学回到故乡，我家正房东屋放有曾祖父的遗物，主要是书画和他的高大书柜及桌椅。这里是我读书习字的“圣地”。浩瀚的线装书籍吸引着我，然而，更吸引我的还是曾祖父的亲笔之著。一本蓝布皮、宣纸朱条、八寸长四寸宽，封皮标签的“帅府日记”。那是他老人家在的“帅府”任教和当幕僚的记事，还有24本讲学用的黄绸皮线装的教案。我寻觅着曾祖父的思想和生活历程。从他老人家的日记和教案中看到了他除了教学生文史知识，还教学生做人之道，有些章节也反映了他忧国忧民之心，同时记录了他与张学良将军的师生情谊。

日记中记有：九月五日，汉卿赠筵两席，予余贺寿，余对其言：“汉卿，承你重师生之情，然余不重礼仪馈赠，只愿你爱国爱民…汉卿言：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亦终生不谕……”

又记：“东北军‘易帜’，已时不我待，倭寇对东三省虎视眈眈，蠢欲动，近百年外族入侵，屡生战乱，陷百姓于水火之中，国力不强，将再遭战乱之灾，甚至亡国……余以此理劝汉卿以大局为重，勿计个人得失。力促东北军易帜。”

然而，又谁料到，蒋介石一纸不抵抗密令，使张学良将军遗恨千古!入关时与我曾祖父洒泪而别，辞行时慨慷激昂，信誓旦旦：“我与日寇不共戴天，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将不惜牺牲一切，誓死驱逐日寇于国门之外……”曾祖父同时告诫随张将军服役的两祖父：“不驱除日寇，勿需见东北父老……”当我二祖父请缨赴战，寄回家书表示：“战阵无勇非孝也，宁肯马革裹尸亦不遭亡国之恨，即战死，于国于家无遗憾焉……"曾祖父阅信后，甚为欣慰地说“生儿如斯，至欣至慰也。”1933年3月爱子抗日阵亡，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爱徒为抗日被蒋介石幽禁。老人家怀着无限悲愤，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

五、隐居不仕与笔耕生涯

1931年9月18日，我曾祖父最忧虑最痛心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燃起了侵略的战火，东北地区全部沦陷。在硝烟未散的19日夜晚，日本关东军将我曾祖父“请”走。当时只有曾祖母、表伯父和管家陈琦住在沈阳。他们在恐怖中寻找我曾祖父，知得袁金凯、于芷山等人也同时被日本关东军带走了。次日我表伯父在小西关的城墙上看到一张有关成立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布告，会长是日本关东军的本田壮(据记忆，待查)，被请去的七八个人是副会长。第四天曾祖父才被放回家。从此则郁郁无言，得病卧床。袁金凯数次催其就职，并告知奶此下去，日本人不会罢体，我曾祖父悲愤万状地说：“洁老(袁金凯字洁山)，吾与汝私谊虽厚，然人各有志，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见此情景，袁金凯同情地说：“佩翁(老年时，皆称我曾祖父永佩翁)，吾知士不可夺其志，汝能否继奉天通志善后，以应付日本军方?”曾祖父思虑再三说：“此虽下策，吾可一试!”此后两年中，他老人家便继续编修“奉天通志”，并完成其善后工作。

溥仪即将登基伪满洲国皇帝时，拟设所谓的八大部，力促复辟帝制的郑孝胥，各处网罗走卒。此人也是丁酉拔贡出身，便以同科之谊多次造访，我曾祖父避而不见。一次他携袁金凯、孙其昌，于芷山等同访，回避不及。郑孝讲了许多复辟清朝的梦想，并劝其出任“文教大臣”。曾祖父严词以辩：“时光流逝，历史难再，民国已近甘载，复辟帝制，不顺民意，难得人心，余虽愚，审时度势，此官难为，恕不从命……此时于芷山以同乡之谊出面园场。对此人种种行径，我曾祖父颇为鄙视，冷冷地说：“汝为宫，吾修史，道不同不与谋，志不同不共语，祝君官运亨通，然需多多珍重勿失卿卿性命!”随之，呼“陈琦送客”!此后，于芷山无颜登我家门。

经此一举，曾祖父便离家出走，去本溪“铁刹山”与道士卢子靖为伴，在暮鼓晨钟中，清风明月下，隐居深山著《铁刹山志》。并请石刻名匠姚希德弟兄二人在铁刹山、大阳山摩崖刻字。历经十年(1935-1944)，镌刻4000余字，内容有：“铁刹三千年”、“乾坤正气”、“与天同寿”、“云台卷舒山”等等。为答谢姚希德兄弟十年离家别妻，辛苦刻字之义，为其留诗志念：“兄弟同修在此间，轮流辗转等月园；有朝一日飞升处，天冠洞里为性缘”。此间，他老人家也常与太清官道士葛月潭交往，谈诗论画，并为太清宫及葛月潭写碑文，葛月潭仙逝后，其碑立于千山“葛公塔”下。

1937年曾祖母逝世，曾祖父由“铁刹山”回到沈阳，并迁入道德会的西跨院，此时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写字，有时道德会中的文人墨客到西跨院来读书、论经、求字。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虽有几位“神秘”来客，亦难有所作为，只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而洁身自好!

历史人物的思想道德，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作为阳时代的人，我曾祖父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并为之奋斗。清王朝覆灭时，他寻觅救国救民之路，接受并信仰了“三民主义”，欣然出任奉天省第二、三届省议会议长、代理省长，并实践其教育救国与工业救国的理想。其办义学，授课任教；投资倡办纺纱厂、铁工厂(后发展为子弹厂)、奉海(奉天至海龙)、开丰(开原至西丰)平洮(四平至洮南)铁路，开发本溪煤矿等等。然而，“九·一八”日本侵入东北后，他所办的工业全部被收为“国”有，实则被日本人夺去；所办教育全部被日本人“奴化”所代替，卅余年他的理想与实践化为泡影。壮志未酬，而一场侵略的战火，使他的希望与憧憬付之东流。时代的悲剧，导致他人生的悲剧。每当春节，我去沈阳为其拜年，都见到他老人家那慈祥而忧郁的面孔上，“铭刻”着他内心的寂寞、失落与悲愤!

曾祖父笔耕半生，只为自己写下一幅“签棺条”。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老人家把印章、记事簿等物品装进箱子，贴上封条。并脑咐说：“吾将走矣!死后送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等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2月22日(旧历)，无疾而终。当时，家人无一在其身边，他老人家满含悲愤与遗恨，凄凉地离开人世。

1947年春，我二祖父革命烈士白毓麟的灵柩由北京运回家乡，丧事大办七日。亲朋旧部逾千人，拜祭于灵前。辽海二界三十余屯的群众念其昔日赈济与修筑横坝，免受水灾之害，而抬着全猪于灵前祭奠。设帐、挽联重重叠叠挂满两座灵棚，悼词，祭文积盈尺之高。而其中最珍贵的则是张学良将军托人辗转送来的祭文，其怀念与哀悼之情，催人泪下!逝者逝矣!维伏尚飨。2月22日父子同时安葬于家西新坟。

悠悠岁月，五十余年，斗转星移书写着历史，曾祖父的功过只是浩瀚的历史海洋中的一朵小小浪花。而他老人家的学识与美德，则值得我们后人铭记与追鉴。内容来自《辽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