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6日，在飞往南京的一架波音飞机上，飞行员雷纳德暗示张学良，他可以驾驶飞机飞回西安，张学良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个叫路易雷纳德的美国小伙，威斯康辛州人，当时才30岁，拿着1000美元的月薪，这在当时可是天价。雷纳德1935年底来到中国，很快就成了张学良的专属飞行员。 雷纳德的飞行日记，无意中记录了很多历史的关键节点。比如1936年4月8日，他记录当天下午2点载着张学良飞往肤施。而我们的史料记载，著名的“肤施会谈”是9日晚上开始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时间差。 最合理的解释是，张学良8号就到了，但东北军内部意见还没统一，所以他以天气不好为由，硬是拖了一天。这期间，雷纳德和他的飞机被红军战士看得死死的。雷纳德在回忆录里抱怨，说一群士兵天天盯着他，晚上睡觉都围着他，搞得他只能天天换地方睡。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当时的会谈气氛有多紧张，双方都在互相提防，也都在互相试探。 1936年12月4号那天，雷纳德从上海运了一飞机新鲜蔬菜和肉到西安。他一落地就感觉不对劲，机场上停满了南京来的军用飞机，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12月12日凌晨，枪声响了。 雷纳德被惊醒，一开始还以为是演习。但很快，子弹“嗖嗖”地从屋顶飞过，大门紧闭，全城戒严，他才知道出大事了。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正是中共地下党员刘鼎。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全城都断电了，但他们住处的电话居然能用。雷纳德拿起电话，接线员说，只有特定的电话才能接通，一场“革命”正在进行。雷纳德心里咯噔一下，但马上又冒出一个念头：既然飞行员的电话没断，说明不管谁赢了，都需要他开飞机。 那天白天，刘鼎冒险翻墙出去打探消息，很快带回情报：机场被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张学良的波音飞机完好无损，有重兵把守。这说明，从事变一开始，这架飞机就是张学良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可能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也可能是为了后续的和平谈判做准备。 事变后，这架飞机更忙了。12月17日，雷纳德接到密令，载着刘鼎飞往肤施，接来了周恩来。当时保安为了能让飞机降落，还紧急动员老百姓修了个临时机场，结果因为山沟太窄，飞机还是落不下来，只能降在肤施。 雷纳德回忆，飞机降落后，他看到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很多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浑身泥泞，但眼神坚毅。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上了飞机，因为气流颠簸，这些留着长胡须的革命者吐得一塌糊涂。飞机在西安降落后，他们迅速上车离开，整个过程高度保密。就这样，雷纳德的飞机成了西安和肤施之间的“红色航班”，去时满载弹药物资，回来时坐满共产党人。 在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25号一早，张学良在密室紧急召见雷纳德，命令他十分钟内做好飞行准备，但去哪儿，一个字都不说。这种极度的机密性，说明张学良这个决定下得非常突然，可能都没跟任何人商量。 他们先飞到洛阳。飞机一落地，蒋介石的卫队立刻围了上来，有士兵甚至拿枪对准张学良，问要不要“杀了他”。被蒋夫人喝止后，才算有惊无险。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他们从洛阳继续飞往南京。天公不作美，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护航的战斗机很快就跟丢了。 驾驶舱里，只有雷纳德和张学良。看着窗外翻滚的黄沙，雷纳德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他觉得张学良不该去南京接受那“本不属于他的惩罚”。只要少帅一句话，他可以把飞机开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张学良的命运或许就此改写。 雷纳德忍不住了，他暗示张学良：“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去南京。” 张学良只是静静地看着前方，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不管它，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那一刻，雷纳德知道，这位年轻的将军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他选择用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去换取国家的团结和停止内战。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豪赌，赌的是蒋介石的信义，赌的是一个军人的担当。 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张学良刚走下舷梯，就被士兵团团围住。雷纳德看着他，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脸上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平静。 雷纳德忍不住说：“务请保重！” 张学良转过身，泪水顺着脸颊流下。他紧紧握住雷纳德的手，连说了几声“谢谢”，然后昂着头，走进了那道曾经是朋友、如今却变成敌人的人墙里。 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的囚禁。 后来，这架见证了历史的波音飞机被何应钦封存。而雷纳德，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接受了蒋介石的聘请，继续驾驶这架飞机，只是雇主，已经换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