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公主岭，一男子和小自己6岁的女友恋爱后，没有选择结婚，而是同居生活在一起，一待就是7年。不料，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则威胁道：“要么把这些年花销钱还给自己，要么继续过”。而女友坚决要分手，主动写下5万元欠条。分手后，男子找前女友还钱，但前女友认为自己七年来承担的房租等开销远多于对方，那张欠条只是权宜之计，拒绝还钱。无奈之下，男子将前女友告上法庭，要求偿还5万元。法院这样判决。 2017年，张伟和王芳通过朋友介绍相识，那时，张伟34岁，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性格内向，生活稳定，王芳28岁，活泼开朗，在一家小型企业做行政工作。 两人年龄相差6岁，但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迅速走近，相识不久，他们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由于工作地点相近，加上希望节省开支，2017年底，两人决定搬到一起居住，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 同居初期，感情甜蜜，他们像许多情侣一样，共同规划未来。张伟和王芳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但相处融洽。 日常生活中，开销大多AA制，但也不分彼此，张伟负责水电费等固定支出，王芳则承担日常采买。 偶尔，他们会互转账小额资金，用于购物或旅行，这些转账从未明确是借款还是赠与，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七年间，两人感情总体平稳，虽有小摩擦，但从未闹大，张伟觉得这段关系会走向婚姻，但王芳却逐渐感到压力，年龄差距和性格差异让她开始犹豫。 同居期间，张伟和王芳的财务混合在一起，但并无书面约定。 从2021年到2023年，张伟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王芳转账累计约8万多元，这些转账金额不等，有时是几百元用于日常开销，有时是几千元用于购买家电或旅行。 王芳也向张伟转账过，她声称自己转了10万多元，并指出房租总计84000元主要由她支付，如果平分，她承担得更多。 后来，王芳因感觉两人不合适，多次提出分手想法，但张伟总是挽留，他认为，七年的付出应该有所回报，如果分手，王芳应补偿部分花销。 2025年初，王芳正式提出分手，她觉得两人性格不合，未来无望，希望好聚好散。 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本应是浪漫的日子，却成了关系的终点。 王芳收拾行李，准备搬离租住房，张伟情绪激动，不同意分手，他提出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过日子，要么王芳退还这些年他花的部分钱款。 王芳急于结束关系，在压力下，她出具了一张手写欠条，明确欠付张伟五万元整，并签了名和日期。 欠条出具后，王芳当天就搬走了。 事后，她解释称，写欠条是迫于张伟压力，而张伟则视欠条为王芳对自己的“补偿”。 分手后，张伟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索要5万元，但王芳均拒绝支付。 王芳认为，同居期间自己付出更多，欠条不公。 张伟一怒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芳支付5万元及利息。 法院这样判决。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恋爱或同居期间的频繁转账，如果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感情维系或小额馈赠，且无明确借贷意思表示，通常视为赠与行为。 而赠与的款项或礼物交付即完成，原则上赠与人一般不得随意撤销，除非存在欺诈、胁迫等法定情形。 法院指出，张伟与王芳作为同居情侣，转账行为发生在感情稳定期，金额多在合理生活范围内，具有无偿性、情感性，符合赠与的典型特征。 双方均未在转账时出具借条或约定还款条件，这表明转账初衷是增进感情，而非建立债权债务关系。 法院认为，张伟与王芳双方之间发生的转账行为，属赠与范畴，原则上不应返还。 对于王芳向张伟出具的欠条，王芳主张欠条是在张伟胁迫下所写。 《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民法典》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法院进一步指出，王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欠条时未立即报警或保留反抗证据，且在分手后一段时间内未对欠条内容提出异议，这削弱了其胁迫主张。 相反，欠条内容明确、签字完整，这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意。 法院认为，王芳未能举证胁迫，故欠条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有效成立。 此外，欠条虽源于情感纠纷，但法律上不禁止同居双方就财务问题达成协议，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此类协议可受保护。 而王芳无法举证证明张伟存在胁迫，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无法撤销该欠条。 此外，欠条系王芳与张伟对过往的转账等行为的最终结算，依法可以作为结算依据，该5万元视为对张伟的补偿，并无不当。 最终，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王芳向张伟支付5万元。 对此，您怎么看？秋日生活打卡季素材来源：现代快报 2025.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