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突然失踪，几天后却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越南黎笋当局背信弃义，颠倒黑白！ 黄文欢可不是个小角色，而是跟着胡志明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越南开国元勋。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跑到广州参加革命，是胡志明最信赖的战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胡志明亲自任命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在北京待了八年，跟咱们老一辈领导人那关系，铁着呢。可以说，他就是中越“同志加兄弟”友谊的活化石。 可自从胡志明去世，黎笋上台，越南的风向就全变了。黎笋这人，一门心思倒向苏联，把中国当成了头号敌人。这么一来，像黄文欢这样坚持胡志明路线、主张对华友好的老干部，自然就成了黎笋的眼中钉。党内清洗，政治孤立，各种帽子一顶顶地扣下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79年6月底的一场政治局会议。黎笋当着所有人的面，甩出一份所谓的“绝密材料”，指责黄文欢“通华”，说他在50年代就私下跟周总理保证“越南永远做中国的兄弟邦”。这在当时“反华”的政治高压下，是能要人命的罪名。黄文欢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吼：“如果维护中越友谊是犯罪，那我宁愿被判十次死刑！” 这话喊出来，他就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会议一结束，他的警卫、司机全被换掉，实际上就是被软禁了。 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他的“病”。年初，他被查出肺部有阴影，河内医院诊断是“结核”，可治了几个月，非但不见好，咳出的血里还带着黑丝。医院门口，保卫科的人24小时站岗，他去个厕所都有人跟着。一种恐怖的念头在他心里疯长，他后来在北京回忆说：“我当时怀疑自己不是得了病，而是被人下了毒。” 这不是被害妄想。几十年后，到了2019年，解密的苏联克格勃档案才揭开了谜底。档案显示，黎笋的卫队长确实在1979年初通过苏联大使馆，搞到了一种代号“Т-71”的慢性铊制剂。而在北京301医院对黄文欢癌变组织的病理切片分析中，也确实检测出了异常高浓度的铊元素。 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什么结核病，而是一场蓄意的、缓慢的政治谋杀。 死亡的阴影步步紧逼，黄文欢只能选择逃。他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一位巴基斯坦驻河内的老朋友。7月的一个暴雨之夜，74岁高龄的黄文欢，蜷缩在一辆外交牌照车的后备箱里，身上盖着帆布，像逃犯一样，逃离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 当飞机从卡拉奇起飞，飞往北京时，这位在刀尖上跳了一辈子舞的老革命，望着窗外的云层，泪流满面。 北京西郊机场，李先念副主席亲自到舷梯下迎接。黄文欢迈出舱门，腿一软差点跪下，李先念一把扶住他，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回家了。” 就这三个字，让黄文欢积压了许久的情绪瞬间决堤。一个离家60年的游子，在异国他乡，听到了“回家”两个字。 到了北京301医院，检查结果比想象的更残酷：肺癌晚期，广泛转移。主治医生后来说，“如果按照河内的治疗方案继续打链霉素，最多还能活三个月。” 这句话，算是间接证实了他被“误诊”的事实。 黄文欢在北京开记者会的消息传出，河内方面气急败坏。越南《人民报》头版刊登判决书，以“叛国罪”判处黄文欢死刑，没收全部财产，甚至规定他的骨灰都不准进入烈士陵园。报纸上还配了张他过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上面用红笔粗暴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在北京的日子，黄文欢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住在木樨地带花园的小楼里，有专门从广西请来越南菜厨师。但他内心是痛苦的。警卫员小赵发现，老人每天打完太极，都会拿出那张和胡志明的合影，默默地看很久。小赵忍不住问他恨不恨黎笋，黄文欢沉默了很久，说：“我恨的不是哪一个人，是眼睁睁看着几代人的血白流。” 他把所有的悲愤都写进了《告越南同胞书》，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信里，他揭露了黎笋集团投靠苏联、出卖国家利益的内幕，包括允许苏联军舰永久驻扎金兰湾的秘密协议。这封信在越南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让他的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亲人被开除、被驱赶。 1989年，中越关系解冻，他的儿子黄日新终于获准来北京探望。父子相见，这位在政治风浪中从未低头的老人，看到儿子花白的头发，嘴唇哆嗦了半天，只问出一句：“你妈妈……还好吗？”儿子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说妈妈托他带了句话：“家里的芒果树，今年又开花了。”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去世前，他从梦中惊醒，对身边人说：“我梦见胡伯伯了，他站在北仑河边对我招手。”护士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贴身口袋里，再次发现了那张已经被汗水浸得快要透明的合影。 按照他的遗嘱，骨灰一部分撒入红河源头，希望能顺流回到越南；另一部分，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没有一个越南字，只刻着一行中文：“越南革命家黄文欢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