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袁克定的名字被大众记住，大多是因为他在“袁氏称帝”这件事上的角色。当时他积极鼓吹父亲称帝，还协助起草了所谓的《筹安会密电》，可谓是袁世凯称帝最大的推手之一。 这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许多保皇派和共和派对袁克定的野心极其反感。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的家族迅速失势，而袁克定的政治声誉也彻底跌入谷底。 此后，他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参与主流政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克定是被那个时代的洪流抛弃的人之一。他没有再犯大错，但也没有能力再东山再起。 政治上失败后，袁克定的经济状况也急转直下。袁世凯离世后，虽遗下诸多产业与资源，无奈彼时政局波谲云诡，家族亦纷争不断，加之外部环境持续恶化，袁家财富如流水般迅速消散，很快便消耗殆尽。 袁克定本人并非善于理财的人，也没有实业眼光。他没有像其他一些没落贵族那样转型为实业家或文化名人，而是固守着过往的身份和习惯，生活越来越拮据。 到了抗战结束后，北京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袁克定早已没有立足之地。他那时已经年过七十，身体也不太好，亲朋好友也多已作古，生活中几乎没有依靠。 袁克定在街头被人发现时，已经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他的穿着和生活状况，远远谈不上“体面”二字。 据张伯驹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袁克定当时是由一位老仆人照料，这位仆人是袁府旧人，看到昔日少爷落魄至此，便每日上街捡拾一些剩余的白菜帮子和窝头残渣，尽力让他不至于饿死街头。 张伯驹的出现，是这一事件中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作为袁克定的表弟，张伯驹在文化界的声望远高于政治圈。 他以收藏书画闻名，对故宫文物的保护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偶然得知袁克定的处境后，感到极大震惊，也迅速采取行动，将其接回自己在承泽园的住所予以安顿。 承泽园本是清代王府旧址，后来成为张伯驹的住所和文物收藏地。他将袁克定安置于其中，既是出于亲情，也是出于礼节和责任感。 张伯驹在相关回忆中并未多谈袁克定在承泽园的生活细节，但可以想象，那段时间对袁克定来说，应该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安稳时光。 整个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不仅因为袁克定是一个历史人物，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时代无法容纳旧人的尴尬现实。 袁克定曾是权力中心的产物，他的思维、举止甚至生活方式都深深烙印着封建制度的痕迹。当共和制度确立后，他没有顺利转型，也没有社会认同的资本，自然被历史边缘化。 如今再读袁克定晚年的遭遇，很多人也许会生出一丝复杂的情绪。他确实做过不被认同的事，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他的命运更多是一种结构性必然，是一个旧时代人物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无力挣扎。 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事件，不应只是感叹“太子街头卖菜帮”，更应该思考在那个剧变年代，个人命运如何被推动、压制甚至漠视。 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一个“失败的太子”的人生轨迹，也许比皇帝本身更能说明历史的复杂与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