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加速起跑，可跟着出现的麻烦也不小，长江中下游年年闹洪水，电力紧缺制约了发展，重庆等上游城市因航道不畅交通受阻，长江流域的发展像堵了口的河水。 那时候的气氛是真紧，国家需要一个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大动作，于是三峡大坝被推上台面。 当时的社会意见简直针锋相对，支持者说，这是“全国版的定心丸”，既能发电补上庞大的电力缺口，还能拦洪水、保平安，让长江变成真正的通海大动脉。 反对者则担心超级工程“过于冒险”，可能留下比收益更大的后遗症，黄万里就是其中最醒目的声音。 他认定长江泥沙量巨大，一旦在库区沉积，早晚得堵出事，下游河道抬高后防洪功能要打折扣，加上几百万移民、生态断裂，这笔账怎么算都不是“稳赚”。 可站在国家层面，难题同样摆在眼前，长江暴涨不是小范围灾害，而是动辄波及几千万人的生死安危，一次大水就可能摧毁一个城市。 光靠分散的小水库或堤坝，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那时中东部电力缺口巨大，缺清洁能源来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 如果能有个集中发力的巨型工程，在较短时间里，把防洪、电力、航运这三座大山一起压下去，看起来这是最可行的方案。 于是在两条路线，“分散小规模治理”与“集中大工程”的较量中，后者赢了。 2003年，大坝逐步上阵，曾经的设想和担忧，开始在实践中一一对照，洪水来了，大坝通过提前空库、拦蓄洪峰，下游从武汉到九江少了灾难性损失。 发电上，三峡成了世界第一的水电站，每年送出千亿度的电，电费早早就回本，航运上，万吨级船直接开到重庆，让长江真正成了黄金水道，运输成本大减，带火了沿江经济带。 但伴随收获的，自然也有成本，泥沙沉积确实存在，只是因为上游修了梯级电站、加上植树造林，量比原来少了不少，而大坝本身的排沙设计也在起作用，所以暂时没闹大乱子。 但这并不是解决，只是动态调控中维持平衡，更让人头疼的是生态，洄游鱼类断了路，长江里的江豚生存更艰难，库区还出现过富营养化。 百万移民从搬迁到安家，生活虽然改善不少，但那份对故土的割裂感，始终无法弥补。 三峡的意义早已超越它本身，集中治理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可能留下长久的负担。 分散灵活的手段虽然微小，却能起到长远的补充，如何把两者结合，或许才是三峡真正留给后人的考题。 【信源：中国经济周刊——当年反对建三峡的那些“预言”应验了吗？我们为什么需要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