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军长任上平级调离，从指挥3万人降到千余人，压力不减反增 “1950年1月8日，吴淞军港的寒风透骨。”饶子健在甲板上朝身边参谋低声嘀咕，“陆上打了十几年仗，可海上这摊子怎么开局？”那位参谋只回了一句：“司令，咱们的对手已在海对岸集结，船小事大。” 短短一句问答，道出了饶子健当时的真实处境——三个月前，他还是华东野战军30军军长，手下三个师、三万官兵；此刻，面前只有九艘旧舰、千余人，却要准备渡海作战。数字上的落差，并未让压力随之减轻，反而骤然增大。 把时间稍稍拨回到抗战结束那年。那时的新四军四师刚在淮北收队，部队干部多半认为可以喘口气，饶子健却接过了淮北支队的旗子，转身又扎进皖北的苇荡与盐碱地。田野里还留着日伪残军和土匪，他带着两个团反复穿插，半夜分兵、天亮合围，用三个月把根据地捏成拳头。有人说他“打仗像赶集”，调动极快，可饶子健的思路很简单：主力远征，后方必须稳，为前线提供粮秣和兵员，才能让大局成形。 1948年春，淮北与淮南军区合编为江淮军区。新编的江淮部队没有豪华番号，却担起了一个很现实的任务——为华野主力输送粮弹、转运伤员、牵制敌军。前线捷报频传，后方却每天与运输线赛跑，堤坝、渡口、简易机场全靠民工肩扛手提。那段日子里，饶子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刀尖上的舞蹈由他们跳，我们在后面托着刀柄。” 淮海战役胜利后，第七十七军在泗县宣布起义，编入第三十四军。何基沣署名军长，饶子健任第一副军长。渡江之前，34军先是担任中线突击梯队，随后又受命警备南京。城市工作与野战截然不同：要管治安，要安置难民，还得对旧政权遗留的庞杂系统做外科手术式清理。饶子健每天在梅园、下关码头、雨花台之间奔波，短衣草鞋换成黄呢军服，却依旧连轴转。 1950年初，中央决定抽调30军机关和部分干部组建华东海军。理由很清晰——既准备渡海，又要护海防。饶子健被指定为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级别照旧是正军职，兵却只剩一个团的规模。外界觉得这是“退位”，可了解背景的人都明白，这是把纸面上的荣誉换成了真正的硬骨头。 海军是技术兵种，陆军传统那套“喊杀冲锋”不管用。舰艇动力、信号旗语、火控角度……对陆地将领简直是天书。更棘手的是，第六舰队的主力是一批30军官兵，懂政治、擅步兵战术，却不识罗经；而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旧海军，则懂技术又带着疑虑。两拨人怎样融合？饶子健想出一个办法：把自己先“放低”。每逢出海训练，他必定登舰跟班，一套舰载礼仪学得一丝不苟，晚上挤在水兵舱里啃干粮。久而久之，新老水手开始相互借书、互授口令，舰队才有了雏形的凝聚力。 不得不说，那段岁月的装备几乎谈不上“现代”。六条扫雷艇发动机老化，两艘猎潜艇火控装置缺件。海军工程师拿着锉刀改装汽缸，武器干事抱着望远镜对着壳体打孔。有人调侃这支舰队“夜里噪声能把浪吓跑”，饶子健却坚持天天拉操，哪怕只有两门小口径炮，也要练到能同时打中海面浮标。 一年后，饶子健被派往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这次脱产，他获得了系统化的战略学、技术学课程，也第一次接触现代海空联合作战概念。毕业时五分制拿到“优”，成了班里为数不多的高分学员。他曾在笔记里写下一句：“不懂技术的指挥，早晚被技术反噬。” 1952年盛夏，他重返陆军，出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土改、镇反、剿匪，样样急迫，人手却捉襟见肘。上任不足半月，他就碰上前任因三反运动被错扣帽子的烂摊子。饶子健不追口号，先调卷宗、一家家访谈，直到把问题调查清楚为止。那位前任最终得以平反，苏北干部从此对饶司令另眼相看。 此后江苏沿海出现走私猖獗，他又把当年练成的海防思维搬了出来：依托基地方民兵自卫队，配合海警封堵水道，三个月截获武装走私船十余艘。有人问他为何屡屡转岗还能迅速上手，他笑答：“职务是外衣，任务是骨头。骨头硬了，外衣换几层都不妨事。” 1955年，饶子健奉命出任60军军长，重回野战序列。此时的60军承担华北防务，需要陆空协同。他让作训处跟空军接洽，组织联合演习，把高炮团拉进师一级指挥体系。一次演习结束，空军指挥员握着饶子健的手说：“老首长不但懂打仗，还懂空域标绘，这可罕见。”饶子健答：“当年在舰桥上练出来的。” 纵观这位将领的履历，从皖北苇荡到江上炮火，再到东海波涛，他的编制时大时小、兵力多寡悬殊，却没有一刻被“降格”击垮。对他而言，职务不过是一种分工，责任才是真正的权重。正因如此，当岗位从三万人锐减到千余人，他才会说“压力更大”——那是新中国海防的第一把椅子，稍有不慎，就会在浪尖翻覆。 很多年后，有海军老兵回忆道：“第六舰队后来扩编为东海舰队，最初那几艘旧艇就像稚子阶段的篮筐。没有饶司令那份把篮筐编扎牢的心劲，后面的果实未必能安稳装进去。”这句评价或许比任何勋章都更能说明问题：战区、番号、规模随时可变，而对使命的敬畏与担当才是军人的核心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