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时之便，却丢了一条命！” 陕西渭南，一名退休大爷擅自进入尾矿库，并且翻越栏杆进入沉淀池，最终溺亡。明明监控清晰拍到大爷放线拉网，现场也发现渔网和塑料桶，但大爷家属坚持认为其并非捞鱼，而是替尾矿库干活时意外身亡，要求赔偿40万余元。 2024年3月31日清晨，60多岁的杨大爷被发现溺亡在一尾矿库沉淀池中。池边留有一张渔网和一个塑料桶，而监控视频记录下了全过程：杨大爷翻越护栏，走入沉淀池，放线拉网，不久后意外发生。 然而，家属却难以接受“捞鱼溺亡”的事实。原因有二：其一，杨大爷曾经在尾矿库打过零工，案发前一天还接到过尾矿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其二，渔网与塑料桶中并未发现鱼。基于这些疑点，家属坚称杨大爷是替尾矿库干活意外身亡的，因此尾矿库应承担雇主责任。 家属的诉求很快遭到尾矿库公司的否认。公司表示：杨大爷死亡与公司无关，既没有雇佣关系，也没有工作安排。双方就此对簿公堂。 诉讼伊始，家属以“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依据是《民法典》第1191条关于雇主责任的规定。但庭审中，他们出示的所谓“证据”仅是一通15秒的电话呼叫，且并无通话内容和费用记录，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面对证据不足的困境，家属将案由改为“安全责任事故纠纷”，理由是尾矿库作为管理方，没有及时发现、驱赶杨大爷，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然而，这一主张再次遭到公司反驳。公司强调：尾矿库属于生产区域，并非公共场所，因此并不适用《民法典》第1198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沉淀池四周已设有1.2米高的护栏，并悬挂有“禁止翻越”“水深危险”等多个显著警示标志，沿途十几公里道路也多处设立“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提示。 杨大爷曾在尾矿库做过零工，对环境熟悉，完全知道这里是生产设施，不是群众活动场所。他仍然多次翻越栏杆进入沉淀池，属于自甘冒险。 法院在查明事实后认为：杨大爷的死亡，与尾矿库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由包括： 其一，监控显示杨大爷独自翻越栏杆进入沉淀池，行为具有明确的自我主导性，与所谓“公司安排工作”无关。应急局的调查亦确认，其行为不属于任何工作安排事项。 其二，沉淀池的性质是生产设施，并不对公众开放。公司已设置护栏、车挡及多处警示标志，证明其尽到了合理的提醒义务。即便未能实时监控到杨大爷的进入，也不构成过错。 其三，杨大爷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见翻越栏杆进入水池的危险后果。他明知风险却仍然进入，最终导致溺亡，其行为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法律上应自行承担后果。 法院最终裁定：杨大爷家属要求尾矿库公司赔偿的请求，证据不足，予以驳回。 这起案件带来几个值得社会深思的问题： 第一，成年人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在法治社会，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理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若明知有警示仍擅自闯入危险区域，就不能将风险转嫁他人。 第二，管理方的边界责任需要厘清。公共场所经营者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但对于不对外开放的生产区域，管理方仅需履行合理的警示义务。否则，将无限扩大其责任范围，不仅违背法律，也不利于社会公平。 第三，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本案中，家属之所以败诉，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来支撑“雇佣关系”的主张。诉讼不是情感的比拼，而是事实与证据的较量。 类似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农村、城郊地带，不少人因捕鱼、游泳、取水等擅自进入水库、鱼塘、尾矿池，最终导致悲剧。部分家属出于悲痛或补偿心理，将责任归咎于管理方，但法律在责任认定上有着明确界限：有警示、有护栏，管理方已尽责；无视警示、自行冒险，后果自负。 这起判决告诉我们，法律并不会因同情而偏离事实。成年人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该把责任推给无关方。正如法院所言：“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是每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 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图方便”的行为，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法律能分清责任，但它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比起事后追责，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当下都要守住底线：看到警示，别心存侥幸；面对风险，别拿生命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