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一下《周易》
——文王拘而演《周易》之非是！
金栋按：据史料及古籍记载，周文王（西伯姬昌）曾被殷纣王帝辛囚禁于羑里监狱达七年之久。文王在羑里监狱，闲来无事，干什么呢？传说经苦思冥想后，玩玩八卦吧！于是，将伏羲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系卦、爻辞。
（1）文王被囚于羑里之事，见于传世典籍如
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②《竹书纪年》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而《战国策·赵策》《尸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殷本纪、周本纪》等亦有记载。
（2）“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如
《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此用不太肯定之词“盖”说之，而后在《太史公自序》中肯定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东汉班固《汉书》沿袭其说。如
《汉书·司马迁传》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
《汉志·六艺略·易》说：“《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天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后世治《易》者，多沿袭汉人旧说。如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宋·朱熹《周易本义》等，影响至今。殊不知，实非如此！
（3）文王拘而演《周易》之非是！
《周易》之名，始见于《春秋左传》。如
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
②《左传·昭公七年》云：“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③《左传·襄公九年》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春秋时期之《周易》，专指《周易古经》（狭义《易经》），周代之《易》书也，乃占筮典籍，即本占筮而寓哲理，定型于西周时期，出自周代卜巫史官之手，编纂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以帛书《周易》为据，今本《周易》当编纂成书于西汉文帝以后之宣元时期）。
《周易》古“经”全书六十四卦，即卦形（卦画）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的生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如殷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渔猎、牧畜、商旅、耕地、婚嫁、工艺等社会生活之内容。而“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则是文王之后的故事，明显非文王之推演、之创作！
据《易·系辞传下》第二章所述，在周文王之前已有三皇五帝的制器十三卦，从而否定了“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重卦”的传统说法。
制器十三卦指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此十三卦在周文王之前已有之，可见“文王重卦”的说法不攻自破。但是历代治《易》学者，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总是抱着“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重卦”的传统说法，于此置之不顾呢？然古人亦有“慧眼识金”、否认“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者，如
①清·崔述《崔东壁遗书》说：“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
“按：《易传》但言其作于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以后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于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则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后后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后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徵者也。”
②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说：“其实照史实看来，文王并不是能够作出《易经》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在他的祖父太王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自己，尽管是一族的王长者，而他还亲自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而打谷种田与看牛放马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以这样的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要说他做出了一部《周易》，那在道理上是怎么也讲不过去的。”
③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所以实际说来，《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书中没有明证，难以置信。”
④李镜池《周易探源》说：“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编著者是卜史，卜史是贵族中的僧侣阶层，是政治顾问，是当时的高等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政府的文献资料，学问广博，如后来的老聃为周柱下史，司马迁为太史公，都是这一类人。……我对于《周易》卦、爻辞的成因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
⑤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说：“关于《周易》经文形成的年代，近人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其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因为卦爻辞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周易》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加工，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就此书的编纂说，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它近于占筮用的字典，又不只是按甲、乙、丙、丁罗列各种筮辞。但总的说来，这部典籍的形成出于占筮的需要，不是用来表述某种理论体系。宋朝朱熹说：‘易本为卜筮而作’（《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是可信的。关于《周易》的编纂，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
要之，“文王拘而演《周易》”，非是，当出自周代卜巫史官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