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许多革命英雄也都已经走上各自的岗位，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就在这一年的深秋，毛主席给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让他找个人，并且反复叮嘱他：
“无论他犯了什么错，都要给他安排工作。”
毛主席的这番叮嘱显然并不寻常，那么能被毛主席如此关照的人，到底是何许人物？他又曾做出怎样举足轻重的事情？
铁桶计划1934年的秋天，庐山深山中的一座别墅悄然灯火通明，这里正召开一场非比寻常的军事会议。
屋内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国民党高层如林森、蒋鼎文、何应钦等人神情肃穆地围坐一圈，正听着蒋介石亲自解说一个代号为“铁桶”的战略构想。
这是一场为剿灭红军而准备的“终局战役”，目的是用层层封锁线和密集火力，把中央苏区彻底摧毁。
蒋介石指着地图，一一划定防线、空投节点、炮兵阵地的位置，语气里藏不住的得意：
“只要这口铁锅封死了盖子，里面的红军，一个都飞不出去。”
在众人热烈的附和声中，有一个身影却如坐针毡，他叫莫雄，广东人，此刻正倚着窗台，望着庐山苍茫的山影，眉头紧蹙。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别的会议，若非过去曾在北伐时期救过蒋介石一命，他如今的政治位置还不足以踏入这个圈子。
他曾是坚定的国民党将领，但经历了多年风雨，尤其是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的接触后，他的思想早已悄然生变。
他看过红军士兵在山林中饮雪充饥、在尸体堆中救下同伴的故事，他听过无数百姓对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朴素赞誉。
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匪”，而是一群为了信仰愿意赴死的年轻人。
会议散场的当晚，莫雄没有立刻离开，他佯装检查地图，留下来慢慢收拾东西。
当其他将领陆续离去时，他将会议上分发的“铁桶计划”资料轻轻放入自己的军用皮包中。
走出别墅时，他将军帽压得很低，回到驻地后，他没有多言，第一时间召来了几位“老友”，这些人表面是他的参谋、文书，其实多是中共秘密联络员。
昏黄灯光下，一张旧木桌上摊开了图纸与资料，众人屏住呼吸，手指一点点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线路与兵力调度标记。
“这是要封死整个赣南。”一位年轻的联络员低声嘀咕。
“红军要是还留在苏区，就彻底完了。”莫雄语气干涩，像是卡在喉头的一块沙石。
他们最终决定，将所有情报用密写技术处理，分藏于几本普通字典之中，再由一位熟悉地形、能说客家话的同志化装成私塾先生，将资料送往瑞金。
送情报那日，天还未亮，莫雄站在后院，望着那位“先生”背着书包缓缓离开的背影。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他在办公室接到了消息：情报已成功抵达中央。
后来红军能躲过国民党的围剿，离不开莫雄的情报，而他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
“无为”护军1935年春，莫雄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新任命，从贵州贵阳前往毕节上任。
这一次调职，表面上是提拔，实则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政治排斥——将他从火线移至边陲，是对“过去表现”的温和处置。
彼时的莫雄身居“剿共”保安司令的职位，按理说，应当整兵励武、铁血肃剿，但真正让他忧心的，却不是如何打仗，而是如何避战。
因为他已经得知，在这一带山林间，藏着数千名红军伤员，他们是红军长征初期分散遗留之人，身体虚弱、弹尽粮绝地在茫茫山林中躲避搜捕。
这不是敌人，在莫雄心中，他们是曾被他“暗中保护”的同道者，于是，他决定出一招“太极拳”：表面听命，暗中放水。
他很快发现，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是个典型的“贪乐之人”，日日饮酒作乐，喜好声色犬马。
于是莫雄便“投其所好”地创造了一个圈套——每隔数日，便设宴相请，不是围炉煮酒，就是打猎垂钓，甚至专门从城中请来歌舞班子为其助兴。
“剿匪”成了纸上谈兵，陈光中沉醉在权位与酒肉之间，哪里还有心思出兵进山？
而莫雄，则暗中与毕节当地的一些中共联络者悄然恢复了联系——曾在上海共过事的刘哑佛，如今就隐居在不远的小村中。
“我这边会想办法拖住人。”莫雄点燃一支烟，轻轻吐出一口烟雾，“你们尽快安排人撤。”
他明知此举等同“通共”，若被查出，连军法处都未必保得了命，但他并未迟疑，他从不是一个拿命讨功勋的军人。
与此同时，他开始有计划地调离驻军，以“防止城内哗变”、“保护专署安全”等名义，他逐步抽空了毕节的防线，陈光中对此不置可否，甚至还夸他“用兵如鬼”。
而在莫雄身后，那些蜷缩在山洞、林间的红军伤病员，终于得到喘息之机，通过秘密联络点，他们开始陆续南迁，或融入乡村，或转移入更深的山林。
莫雄甚至安排了一批忠诚的亲兵，假扮成“护粮队”，将储备粮悄悄送往山区——这些米粮，原本是为“剿匪作战”准备的。
“既然账本上写的是‘军粮’，就不管进了谁的锅。”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半真半玩笑，却道尽他做事的分寸与智慧。
可这一切并不可能永远藏在暗中，随着红军在其他战线活动频繁，蒋介石对西南战区开始加强关注，毕节成为关键节点。
1936年初，中央红军为配合战略布局，命红二、六军团佯攻贵阳，意图牵制敌军主力。
消息一传来，莫雄反应极快——他知道这是假动，但贵阳高层却不知真相，连夜下令：各地部队抽调兵力，调往贵阳增援。
莫雄顺势而为，将毕节剩余防线悉数抽空，借口“临时支援”，一座本该戒备森严的小城，一夜之间变得门户大开。
3月的一天，莫雄登上专署后山，远眺西北方向，他知道，那些穿着草鞋、绑着绑腿的身影，很快就会进入城中。
几日后，红军部队顺利进入毕节，无一兵一卒的交战，这不是投降，是有意为之，莫雄的“无为”，实则是对数千条性命的“有为”。
但没过多久，莫雄在毕节的所作所为就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下令逮捕莫雄，将他关进南京军法处监狱。
危局逆转军法处的审问并没有正式开始，蒋介石并未下达“如何处理”的最终裁示，莫雄没为自己辩解半句，也未求情。
此时南方局势突变，广东、广西两地爆发反蒋风波，昔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的粤系与桂系联手，掀起了所谓“两广事变”，直指中央集权的统治核心。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联动反叛，蒋介石如坐针毡，左右为难，而在这风暴的眼中，有人提起了一个名字——莫雄。
“他是广东人，根子扎得深，朋友遍布粤中粤北。”陈济棠的人说，“他与李宗仁也有旧识，若要稳住南方，莫雄是关键。”
甚至连蒋介石身边的陈诚、张发奎都出面为他担保：
“莫雄虽然‘失策’，但为人尚可，且影响力大，不可轻弃。”
蒋介石思索再三，终未痛下杀手，而是决定将莫雄“软性处理”——离开军界，转任行政职位，名为降调，实则削权。
于是，莫雄在风头过后，在一座南方小城出任地方官职，挂名居多，实权已失。
战火逐渐蔓延，抗日战争爆发，对日作战成为国家头等大事，“通共”已不再是被反复追究的罪名。
莫雄却始终被列为“需留意”的灰色人物，既不拉拢，也不打压，直到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山河改色，旧朝更替。
毛主席的叮嘱1949年深秋，北京中南海，毛主席随手翻着一份简报，忽然眉头微动：
“莫雄……还活着？”
一旁的叶剑英一愣，随即点头：
“此人早年确有交往，战时曾被关押，后来听说转入地方。”
毛主席轻叹了一口气：
“这人，不简单啊，他当年把一份重要情报送来，才让我们抽身赣南，你还记得‘铁桶变漏桶’那段事吧？”
“记得。”叶剑英点头，他当然记得，那一纸情报，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命运，是长征能顺利开始的关键一子。
毛主席望着窗外苍茫的冬天，说了一句：
“你去广东，把他找回来，不论他犯过什么错，不论世人怎么说，要给他安排工作，不能让真为我们出过力的人，被历史抛弃。”
叶剑英点头领命，却也知道，这事不易，莫雄这些年心灰意冷，早已脱离政治中心。
更何况，他如今是个“前国军”，身份复杂，牵连众多，但毛主席说的对，他的话要办。
他亲自调派南方工作组查访，又嘱咐当地党组织：
“不能以旧有看法论人，要看他曾做过的事。”
几个月后，莫雄在广东某地被找到，他见到上门来人，他眼中没有惊讶，只有淡淡一笑：
“我以为，这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工作人员递上任命书，他没有急着看，只抬头问：
“毛主席……还记得我？”
“他不只记得，还亲口点名。”
莫雄低头沉默，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历史从不会忘记那些在暗处点灯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光才能照亮更远的地方。
莫雄，这个名字最终没有被时间掩埋，而毛主席的那句“无论他做过什么，都要给他一个位置”，成了后来许多人口口相传的典范，这不是宽容，而是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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