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很少有人知道，田汉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手边连一张完整的稿纸都没有。那是1935年的上海，租界的汽笛声混着街头抗日传单的油墨味，他躲在霞飞路一间小公寓里，为电影《风云儿女》赶写主题歌歌词。 当时他和导演许幸之只通过两次信，许幸之在信里说“这歌要能让观众听完就想站起来”，这句话成了田汉的创作标尺。更巧的是，曲作者聂耳当时在日本，拿到歌词后连夜谱曲，还特意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句里加了激昂的附点节奏，两人没见过面，却让词和曲像长在一起似的，满是力量。 日军步步紧逼的1935年，东北沦陷的消息天天登在报纸头版，田汉握着笔的手都在抖。他之前跑遍华北各地，见过士兵裹着渗血的绷带冲锋，也听过逃难百姓在破庙里哭着喊“家没了”，这些不是虚构的场景，全刻在他脑子里。 歌词改了三稿，第一稿里“前进”只写了一次，他觉得不够劲，改成“前进，前进”，最后还是觉得差口气，加了个“进”字，成了“前进，前进，前进进”。定稿时窗外天已经亮了，他把纸叠好塞进信封，叮嘱送信人“一定要快点，这歌得跟着电影早点出来，给大家提提劲”。 后来这首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开国大典上作为代国歌响起时，田汉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听着万人齐唱，悄悄抹了把眼泪，那时候他大概没想过，几十年后自己会遭遇那样的命运。 田汉和妻子安娥，本是一对“文艺战友”。早在1930年代，两人就一起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合办过《南国月刊》，还合作写过话剧《回春之曲》。安娥也是作家，家里的书架上，摆着不少两人共同修改的手稿。 1966年夏天，第一批批判田汉的大字报贴满中国文联院墙，有人说他的作品“背离方向”，有人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坐在被抄家后的空屋子里，对着满地撕碎的手稿说“我写的都是我信的，没什么要认错的”。没过多久，他就被带走了，这一走，就没再跟家人联系过。 田汉被带走后，安娥天天往文联跑，往派出所问，得到的只有“在审查”“等着通知”的答复。她不敢搬家，怕万一田汉回来找不到人，每天都把田汉常用的那支钢笔擦一遍，放在桌子上。邻居劝她“别等了，这么久没消息，怕是……”她总会打断人家，红着眼眶说“他不会的，他还没看到他写的戏再演一遍，还没听到国歌再响一遍”。 这一等就是七年，1975年，一个曾经和田汉一起关在监狱的老同志找到她，犹豫了半天说“田汉同志……1968年就走了，在监狱里，走的时候身边没一个人”，还说田汉最后一段时间身体已经垮了，却还在哼《义勇军进行曲》的调子。 安娥没哭，只是把那支钢笔紧紧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从那天起，她饭吃得少了，话也少了，常常坐在窗边对着桌子上的钢笔发呆，有时候半夜醒了，会轻声念田汉写的歌词，念到“前进，前进，前进进”时，声音就抖得接不上。1976年冬天，安娥在整理田汉留下的旧稿时，突然栽倒在书桌前，手里还捏着一张没写完的信，信纸上只写了三个字“田汉兄”。 1979年，田汉的冤案终于平反，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老舍夫人胡絜青、曹禺这些文艺界的老朋友都来了。 追悼会上的官方评价里写着“田汉同志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一生”，这句话算是给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后来，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刻着“田汉同志之墓”，这六个字，他等了11年。更让人欣慰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正式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那些田汉当年反复修改的字句，终于又完整地出现在每个中国人的耳边。 现在提起田汉，很多人会想到北京的田汉故居，那是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老房子，里面还摆着他当年创作时用的旧书桌；每年9月，各地会办“田汉文化节”，有人演他写的话剧，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谈创作故事；就连中小学教材里，也收录了他写歌词的经历。 2024年“国歌立法”话题热起来的时候，不少网友在评论里说“每次唱国歌，都该想想田汉当年的热血”“他把家国情怀写进了歌词里，我们得记得这份初心”，短视频平台上，讲他创作故事的视频，单条最高播放量超500万，这大概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不是只停留在历史里，而是活在当下每个人的心里。 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或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