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君臣都感受到王朝运势下行，却又把责任推给对方[二哈]
洪亮吉、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大张公论，在君主看来却可能导致中枢制度和官僚政治秩序的紊乱；皇帝的初衷也不可谓“不公”，但认为士大夫具有私人或群体之“私”利，于是防止壅蔽就更多地转换为防止士大夫借言营私的问题。士大夫认其充分发挥批评进言作用将使政治受益，于是将主要责任放在皇帝身上，将言路系于“帝德”；居于顶层的皇帝却认为“人臣从政有体，进言有序”，通过对实据、措辞等标准相对明确的要求和“狂妄偏袒，当奏不奏”等“漫无标准”的要求左右调适，所图不过是将士大夫的言责限制在“分”内，使其合乎“政体”，以保持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倒是“政体”这样意近于“礼”的概念，兼有道德与制度因素，而又介于两者之间，成为一种必须保持动态平衡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状态，留给今人思考。（孙明《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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