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一名志愿军战士，为娶一位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放弃我国国籍。然而晚年时，他却数次申请，想恢复国籍。 1958年那会儿，咱们的志愿军大部队都往国内撤，有个叫王兴复的后勤兵，愣是掉了个头，为了个朝鲜姑娘，把自个儿的中国国籍给扔了。这决定在当年，简直跟平地一声雷差不多。可谁能想到，老了老了，他又削尖了脑袋，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就想把那本“红皮护照”给要回来。 当年志愿军有铁的纪律，严禁跟朝鲜当地老百姓谈恋爱结婚。王兴复不是第一个动心的，却是咱们官方档案里，唯一一个被中朝两国盖章特批，允许留在朝鲜结婚的志愿军战士。 1953年。仗打完了，王兴复没跟着大部队回国，被留在了朝鲜平安南道的一个叫石岭村的地方，帮着搞战后重建。那村子，基本上被炸平了，到处是断壁残垣。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言不通，就靠着一股子实在劲儿干活。 就在这片废墟上，他认识了17岁的朝鲜姑娘吴玉实。这姑娘也惨，俩哥哥死在战场，爹也早没了，就剩她跟一个老娘。王兴复第一次见她，是在工地上，一个小丫头片子，抡起镐头比男人还猛。可一到歇气的时候，就躲在角落里啃又干又硬的苞米饼子。 王兴复心里不是滋味，打那以后，部队里发的压缩饼干，他都省下来，悄悄塞给吴玉实娘俩。帮着修漏雨的屋顶、挑水、劈柴，一来二去，就成了那家的“编外劳动力”。 好日子没过几年，1958年，中央一纸令下，所有志愿军必须全部撤回。这下王兴复懵了，战友们都忙着打包行李，他却整宿整宿地抽烟。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吴玉实了。“我走了，她们娘儿俩咋办？”这句话，他没跟人说，但肯定在心里问了无数遍。 他干了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儿——他找到部队首长，递了份申请，说想留在朝鲜，跟吴玉实结婚。 那个年代，一个有十年军龄的老兵，回国就是提干，前途一片光明。留下，就意味着放弃军籍、放弃干部身份，甚至放弃国籍。领导劝他：“别犯糊涂，为了个姑娘，不值当！” 可王兴复就认这个死理。最后，还是吴玉实的娘，拄着拐杖找到部队，递上来一封信，上面就一句话：“俺女儿心里，只有一个中国人。” 这事儿，最后惊动了中朝两国高层。档案里写着，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才有了那份盖着蓝色“特批”大印的文件。 但条件是：必须“就地复员”，脱掉军装，放弃中国国籍，转为朝鲜公民。 1959年，王兴复和吴玉实在石岭村结了婚。没婚纱，没酒席，就几个偷偷跑来送行的老战友，喝了几杯烧酒。那一刻，他成了朝鲜人王兴复。 留在朝鲜的日子，谈不上多好，但也安稳。朝鲜政府念他有功，安排他在一所华侨小学当校长，教孩子们中文。后来学校解散，又去牧场养牛。他生了七个孩子，从大儿子到小闺女，他坚持给每个人都起了中文名。他说：“根不能断，咱的根在中国。” 可离家越久，那份乡愁就越像酒，越陈越烈。尤其到了晚上，他总会拿出那几张早就失效的中国粮票，对着北边儿，一坐就是大半夜。 从1970年开始，他每年都往中国大使馆递交回国探亲的申请。信里就一句话：“母亲年迈，盼归！”可每次的回复都像石头扔进海里，不是说“手续不全”，就是说“身份特殊”。整整十年，十封信，全被驳回。 他媳妇吴玉实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不怎么会说话的朝鲜女人，默默地开始学中文，跟着村里的华侨学做中国菜。她心里清楚，丈夫的根在哪儿。 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来，政策松动了。王兴复递交了第十一份申请。这一次，终于批了。 那年秋天，他带着吴玉实和七个孩子，坐上了开往中国的火车。当列车驶入丹东站，站台上的喇叭正放着《歌唱祖国》时，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在车厢里，嚎啕大哭，嘴里就念叨着一句话：“娘，儿子回来了！” 这一跪，压了他二十三年的所有委屈、思念、煎熬，都释放了。 回到老家辽宁海城，政府给他们一家安排了住房，给了1000块安家费，王兴复也被安排进了变压器厂当工人。他干活比谁都卖力，他说：“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出点力，心里踏实。” 吴玉实刚回来时，话也听不懂，饭也吃不惯。但东北人实在，朝鲜族的邻居们手把手教她说东北话，教她包饺子、贴春联。几年下来，她已经能用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跟人唠嗑了。有记者采访她，她笑着说：“丈夫在哪，家就在哪。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晚年的王兴复，话变得很少。每年清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去当地的烈士陵园，在志愿军纪念碑前站很久很久。他从没跟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没要过待遇，也没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辩解过一句。 九十岁那年，老人走了。临终前，他只有一个要求，要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下葬。他的墓碑上，没有写什么“校长”或者“功臣”，只刻了八个字：“志愿军老兵，魂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