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朱枫的战友，名字叫姚明珠，1963年，英勇就义，因身份特殊，半个世纪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名录墙上，846个名字镌刻在风雨里，第47组第1位的“姚明珠”旁边，紧挨着丈夫薛介民的名字。 这对1963年在台北倒下的夫妻，一个穿白大褂行医，一个穿军装任职，看上去与普通公职人员别无二致。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福建莆田出身的女医生，竟是朱枫的战友。 1938年，20岁的姚明珠还在福建医学专科学校的课堂上研读医术，看着山河破碎的家国，她瞒着寡母和弟妹，悄悄加入了党组织。 课堂外的崇安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她另一个战场。 白大褂是她的保护色，口袋里藏着的小纸条才是她真正的使命，救死扶伤的同时，她把一封封密信送到战友手中，脚步踏遍了根据地的山路。 在这里，她遇到了青梅竹马的薛介民。 那时的薛介民已是国民党空军的上尉飞行员，在抗日战场上曾独自击落4架日寇战机，还去过美国接受训练。 相同的家国情怀让两人走到一起，婚后一个在空军任职，一个在医院行医，成了隐蔽战线里最亲密的“夫妻搭档”。 1947年，薛介民的好友赵良璋因地下工作暴露，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临刑前留下“精神永不灭亡”的绝笔。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夫妻俩，薛介民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的信念愈发坚定。 1948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夫妻俩接到了潜伏台湾的秘密任务。 此时他们的长子刚刚出生不久，可为了任务，他们把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给亲友，登上了赴台的船只。 在台湾，姚明珠知道战友朱枫也在这里执行任务，虽然没有直接联络，但同为隐蔽战线的战士，她们都清楚彼此肩上的重量，那是关乎祖国统一的重要情报，是无数战友的生命安危。 朱枫赴台前与她的短暂会面，眼里的坚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力量，姚明珠在日记本里写下“前辈未竟的事，我们接着干”，把这句话当成了行动的信条。 她的医生身份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去不同的地方出诊，就能顺理成章地交接情报，白大褂的口袋里永远装着写满密语的小纸条。 有一次，地下党联络员李梦遭遇暴露风险，姚明珠和薛介民第一时间通报消息，还摘下手上的金戒指给他当路费，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对方“我们是手指，你们是手腕，手腕不能出问题”，靠着这份机敏，李梦成功脱险。 1958年的一天，危险终究降临，两人的潜伏身份意外暴露，同时被捕入狱。 在狱中，敌人动用了各种酷刑，甚至从鼻孔里灌辣椒水，可姚明珠始终咬紧牙关，没连累任何一位同志。 审讯持续了五年，她和薛介民在狱中相互支撑，从未动摇过信仰。 1963年1月31日，46岁的姚明珠和47岁的薛介民倒在了台北的刑场上，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女儿才10岁。 薛介民在绝笔信里写下“木兰溪水长久在流，白鸽岭高壮地站立”，姚明珠则给家人留下“宁愿跟真理做个小鬼，不跟虚伪做安琪儿”的遗言，字里行间都是对故土和信仰的眷恋。 他们的三个孩子成了孤儿，被托孤给莆籍乡亲抚养，长大后辗转去了美国，却始终不知道父母牺牲的真相。 而姚明珠的烈士身份，也因种种原因被尘封。 她的档案大多加密，当年的接头人很多已牺牲，加上1950年朱枫牺牲后，她为执行新任务切断了与原有组织的联系，这些都成了身份核实的阻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牺牲在台湾的进步人士”，连亲人都不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直到2013年，国家启动革命烈士档案梳理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核查，民政部正式追认姚明珠为革命烈士，她的名字终于和朱枫一起，刻在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2014年，她和薛介民的骨灰被迎进八宝山烈士陵园，漂泊半个世纪的英魂终于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