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教授：如果中美在台海发生冲突，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应该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 英国的介入则带有“全球英国”的战略印记与帝国余晖，皇家海军在亚太地区的航行展示着不忘昔日荣光的外交姿态，但伦敦政经学院的专家指出：“英国社会对‘为台湾而战’缺乏共识，其角色更可能是有限度的军事存在与外交声援，” 澳大利亚的困境折射出中等强国的普遍处境，在经济依赖与安全焦虑间寻求平衡。 尽管前总理基廷曾直言“不应自动追随美国”，但现实是，达尔文港等军事设施很可能成为美军前沿部署的支点，使其难以置身事外。 加拿大和以色列的选择预计将更为审慎，加方可能在情报等领域提供支持，却会谨慎避免直接军事介入，以色列则在技术合作与战略中立间寻找平衡，这个深谙生存之道的国家历来警惕“过度选边”的风险。 菲律宾的转向最具戏剧性，从杜特尔特时期的“疏美”到小马科斯的“靠美”，苏比克湾可能再次成为美军战略支点，但菲国内清醒声音始终存在：马尼拉最需要警惕的是成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而非盲目冲锋在前。 深入分析这些国家的潜在行动，我们会发现三个常被舆论忽视的关键维度： 经济相互依存仍是最有效的制动器，中日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占其外贸总额三分之一以上，当危机来临，这些经济纽带的韧性将成为遏制冲突升级的重要力量。 国内政治生态是最大的变数，加拿大魁北克集团对海外军事行动历来敏感，澳大利亚工党内部存在强大的务实声音，这些国内政治因素都可能改变最终的介入程度。 历史经验正在被重新解读，日本学界开始深入讨论“甲午战争教训”，外部力量过度介入地区争端反而会激化矛盾，这种历史反思正在悄然影响各国的政策选择。 在分析各国可能反应时，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亲中/亲美”二分法，每个国家都在精细计算自身的得失：日本考量西南岛屿安全，澳大利亚盘算地区影响力，以色列权衡技术保护与市场准入。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普遍不愿明确选边，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多次强调：“亚洲国家希望保持与所有大国的建设性关系，”这种“不选边”立场本身，即是对二元对抗逻辑的无声否定。 台海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牵动着历史情感、国家主权、地缘竞争和国际法理多个维度，面对可能的多国介入，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分层的应对框架。 首要的是区分“象征性介入”与“实质性介入”，加拿大派遣一艘军舰通过海峡，与日本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性质截然不同，我们的反应应该分级、精准，避免将潜在的中间力量推向对立面。 经济相互依存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不宜过度高估，历史经验表明，当安全焦虑压倒经济理性时，贸易关系并不总能阻止冲突发生，我们需要构建更立体的威慑体系，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法律等多重手段。 特别需要重视“中间地带”国家的立场取向，印度、越南、印尼等国的态度可能成为决定冲突规模的关键变量，这些国家既不希望看到单极霸权，也不愿生活在强权阴影下，这种微妙的平衡恰恰为创造性外交提供了空间。 最具建设性的视角，或许是重新定义何谓“胜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真正的胜利不是迫使更多国家选边站队，而是构建让大多数国家主动拒绝选边的国际环境。 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安全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打造难以割裂的共同利益。 最后，我们应当对理性与智慧保持信心，二战后的长期和平之所以得以维持，不是因为人类消除了分歧，而是建立了管控分歧的有效机制。 当下，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制度创新，既坚定维护原则底线，又为外交解决预留充足空间。 台海棋局没有注定走向冲突的宿命，在大国博弈的喧嚣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既捍卫核心利益，又展现足够智慧，让和平发展成为所有相关方的共同愿景与最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