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李嘉诚心里应该不是滋味，全运会火炬在粤港澳大湾区传递，香港四大家族去了三家，澳门何家也参加了，唯独李嘉诚两个儿子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这么重要的活动，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 根据人民网11月2日权威报道，本次全运会圣火取自南海1500米深海可燃冰，传递覆盖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城，每城50棒火炬手，兼顾体育界、科技界和社会知名人士。香港站以启德体育园为终点，沿途经过多个地标，现场氛围热烈。 从公开名单看，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郑家代表郑雁雄，新鸿基集团副主席、郭家代表郭基辉，恒基兆业董事、李兆基之子李家杰均在火炬手或观礼嘉宾之列，澳门赌王何鸿燊之女何超琼也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参与了澳门站活动。 全运会作为国家级赛事，在粤港澳联合承办的背景下，对香港商界代表的邀请必然兼顾代表性与影响力。李嘉诚家族作为香港老牌富豪代表，若有参与意愿，必然在邀请名单之列。 核心原因需从李氏家族近十年的商业布局调整分析——这是事件关键所在。 2015年前后是李氏家族布局的关键转折点，在此之前，长实集团在内地的投资占比超过40%，涉及地产、能源、港口等核心领域。 2015年至2020年间，李泽钜主导了一系列资产调整操作：2016年以402亿出售上海陆家嘴世纪汇广场，2017年以292亿出售香港中环中心75%股权，2019年将长实集团注册地从香港迁至开曼群岛。 与之对应，家族将资金大量投向欧洲，仅英国就控股该国30%的天然气市场、25%的电力市场和40%的港口运营，被称为“英国新总督”。 这种布局调整直接导致了与大湾区发展的“脱钩”。本次全运会传递的核心意义之一，就是彰显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战略——从圣火采集的南海资源，到传递路线串联的科创基地、总部经济区，都在释放“融合发展”的信号。 而李氏家族的欧洲重心，显然与这个战略方向渐行渐远。对比来看，郭家的新鸿基2024年在深圳前海投资120亿建设科创中心，郑家的新世界集团2025年宣布投入80亿参与广州旧改，这些动作都与大湾区战略同频，他们的参与自然顺理成章。 深层来看，这是富豪家族“政治站位”与商业利益绑定的必然结果，香港富豪的发展始终与时代趋势紧密相连。 上世纪80年代，霍英东先生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体育交流，1984年促成中国奥运代表团首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此后霍家始终以“爱国商人”形象参与国家事务，霍启刚如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频繁参与国家级活动。 澳门何家方面，何鸿燊先生早年为国家捐赠流失海外的文物，何超琼近年深度参与大湾区文旅合作，家族与国家发展的绑定程度显著。 李氏家族选择了不同发展路径，这背后存在地缘政治考量，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后，全球资本开始“选边站”，李氏家族的欧洲布局被解读为“规避中美博弈风险”。 2025年大湾区规划文件中，新鸿基、恒基兆业均被列为“重点合作企业”，获得土地、税收等多项优惠，而长实集团仅在香港维持几个旧项目，与内地合作几乎停滞。此次缺席火炬传递，实则是这种“边缘化”的公开体现。 李泽钜2025年6月出席英国伦敦港扩建仪式，精神状态良好；李泽楷旗下电讯盈科2025年9月完成香港5G网络升级发布会，公开活动频繁。 从国际视角看，这种“商人与国家的绑定关系”并非中国独有。日本的三井、三菱家族，在二战后始终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同频，成为日本制造业崛起的核心力量；韩国的三星、现代家族，更是直接参与韩国的“汉江奇迹”，家族掌门人频繁出席国家级活动。 反之，那些试图“游离于国家战略之外”的富豪家族，最终往往会被时代抛弃。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印尼华人富豪林绍良，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最终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破产，就是典型案例。 回归事件本身，李氏家族的缺席为商人提供了启示：当前国际格局下，“纯粹的商人”并不存在，商业利益必然与国家发展、区域战略深度绑定。 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未来十年将迎来万亿级发展机遇，新鸿基、恒基兆业等家族的参与，本质是抢占发展机遇。李氏家族的缺席，可能成为其错失时代机遇的“分水岭”。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2025年香港富豪榜中，李泽钜的财富排名已从2015年的第1位跌至第4位，被郭基辉、李家杰等“深度参与大湾区”的富豪超越。 更关键的是，年轻一代的认知已经改变，香港青年商会2025年的调查显示，80%的香港年轻人认为“与国家发展同频的商人更值得尊重”，这意味着李氏家族的“品牌形象”也在受损。 此次全运会火炬传递“缺席事件”，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未来十年，随着大湾区持续发展，选择带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其深层影响在于家族发展空间的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