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说话。

14年前的5月12日，当时在省媒工作的我，在当天的三湘都市报副刊*记忆版面，以笔名秦史黄发表了一篇文章《朱世明，这个湖南人堪称东京审判的幕后英雄》，首次在世人面前披露了这个历史不提或少提的不太知名的湖南名人的一些耀眼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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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后被湖南日报一个记者和朱世明家乡不打任何招呼地“巧取”过去，前者还在自己编著的一本书和后来湖南日报他写的相关文章中，几乎一文不变地抄袭了我这个文章的部分段落。

2018年，湖南日报旗下新媒体新湖南，又在《湘人在他乡》这个栏目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阅读量高达18万，再次宣传了东京审判的正义之声和朱世明这个乡党，正规媒体和某些没有操守的人，在这一点上异曲同工。

参与和协助东京审判的湖南人不算少：宁乡人向哲浚是中国检察官，主要负责搜集在押战犯的罪证，并负责提起公诉；他的小舅子周锡卿（周震麟之子）负责英语翻译；后来弃文从军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是他的随从副官；而王之则担任驻日盟军总部的中国首席联络官。

他们是东京世纪大审判中具体检审事务的执行者和协助者。

朱世明则是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是中国驻日最高长官，可以节制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外所有驻日官员。他虽不直接参与东京审判，但他对东京审判的过程和最终结果却有重大的影响和不可否认的贡献。

首先，在中国检察官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是朱世明亲自说服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档案，使得中国检察官从极度机密的日本政府文件中，发现了战犯们不可狡赖的第一手罪证，是后来对战犯们进行定罪量刑的铁一般的证据；

其次，朱世明到东京后，几乎天天与中国检察官、法官会面。作为连接中国最高统帅和盟军最高统帅的中国驻日最高长官，他时刻关注东京审判的进展，并对中国检察官与法官在东京审判中应该采取的立场、策略、战术起着请示汇报、指导定调、交涉协调、排忧解难的巨大作用。没有他的居中指挥协调，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

请注意，这段原文体现的朱世明在东京审判中的作用，基本是我凭他的地位进行的合理推断，是一种主观定性，有其合理性，想来应该与事实也基本接近，但毕竟当时并无太多直接证据，所以只能笼统地一言以蔽之，这也是初写此文时资料缺乏的无奈。

当时手头的一手资料仅有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和其它零星资料，包括他当中国驻日最高代表时与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的合影，以及有他和黄仁宇一起的照片，但这方面关于他的图文和影像太少，当初写文章时我就引以为憾，自己没能占有更多的资料和证据，来证明这位乡党对于东京审判的贡献。

黄仁宇（左二)陪同驻日最高长官接见外宾。

这是由像朱世明这样非共背蒋又客寓异国的不太知名的名人的尴尬身份所决定的，国共双方都不太待见他们，在双方他们都是可有可无的“边缘性名人”，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更别提进入双方正史的宏大叙事中了。

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性遗忘”给后世治史者留下的谜题和难题。想讲他们的故事，想作他们的文章，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但这样努力的结果，也可能只是零篇碎简地拼凑一些他们的部分行迹。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够给人惊喜。

这两天，我在孔网检阅朱世明词条时，意外有了更多可以坐实朱世明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领导、引导东京审判的事实，我发现“大舍艺术书店”竟然拥有三张没有见过的朱世明与东京审判相关的图片：

这是1945年12月27日，加州汉密尔顿场，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前排右二）等人，正在填写护照等信息表格，即将前往日本东京，监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当时国民政府驻日最高代表朱世明（前左一）和外国委员一起商议审判细节老照片。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当时国民政府驻日最高代表朱世明将军旁听审判老照片。这是最难得一见的朱世明亲临东京审判现场的照片，极具说服力。他身穿军服，一脸严肃，彰显了正义之气，扬眉吐气之时。

1948年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中方要求判决的7人全部执行死刑，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燠等功不可没，永载史册，但朱世明幕后的贡献，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历史会泛黄，但事实永青！

需要警惕的是，东京审判距今还不到80年，日本不仅在为当年的东京审判翻案，而且重新走上了跟中国对抗，脱和向军、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道路。这个东邻，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时刻关注它的动向，牢记历史血的教训，正告那些时刻觊觎中国的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注：孔夫子网三张新图片的使用，已经征得照片所有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