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日寇第三师团猛攻长沙，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在前线一间指挥战斗的祠堂里，一位将军一手持馒头，一手持筷子夹大头菜吃，敌弹飞来，将咸菜碗打碎，不为所动。

这是发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一幕，这位在前线淡然自若的将军，就是时任第10军军长李玉堂。李因为守长沙之战，获得一枚勋章，第十军也名声大噪，获得“泰山军”的荣誉称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却在逃到台湾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不仅如此，他的妻子跟内弟也同时被枪杀。一代名将，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让人不甚唏嘘。

在19世纪最后一年，清政府刚刚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没开始，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相对平静的一年。在春暖花开的三月，李玉堂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大王桥一个地主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三人，他排在最中间，前面两兄一姐，下面两弟一妹。

地主家的儿子，虽然生活上比劳苦大众好太多，但在那个混乱的社会，李玉堂仍是目睹了太多的民不聊生的惨状，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袁世凯称帝时，他投入学生营参加讨袁战役；五四运动时，他带头销毁日货，当众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良心救国”四字标语。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李玉堂选择了投笔从戎。他先是突入到阎锡山的部队，但对旧军阀内部的争权夺利、贪污腐败深感愤懑。1923年，李玉堂得知南方的革命政府正在筹办军饷，培养革命军官的消息，于是与赋闲在家的堂弟李延年商量一起前去投考。

为了能顺利考上，李玉堂李延年兄弟秘密加入了国民党。跟很多在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的同学相比，李家兄弟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他们在南下经过济南时，遇到了同样要去投考黄埔军校的李仙洲、王叔铭。李玉堂、李延年跟李仙洲三人，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同学们称为“山东三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弃黄埔一期的三李不用，偏偏派黄埔三期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于是有了“三李不如一王”之说。这是后话。

王耀武

李仙洲后来在莱芜战役中被俘，1959年第一批获得特赦，回到山东任职，高寿94岁。李玉堂的人生是个悲剧，李延年也好不到哪里去，逃到台湾后即被蒋介石关押了十年。出狱后，他三餐不继，靠老部下的接济为生，几乎沦为乞丐，竟落到用椒盐水沾馒头充饥的处境。1974年在穷困中长逝。这更是后话。

在黄埔军校内，共产党员跟国民党右派相互对垒，泾渭分明。入学前就是国民党党员的李玉堂，很自然就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跟共产党员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争锋相对。毕业后，李玉堂自然也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一路平步青云，到1932年便升为中将师长，老大哥李仙洲都是他的下属旅长。

作为对蒋介石重用的回报，李玉堂无论在军阀混战还是围剿红军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曾率部在七里坪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激战七天，之后又参与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在福建温坊，李玉堂遭遇了滑铁卢，被朱老总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主力围攻。战后，其手下旅长许永相被蒋介石枪毙，李玉堂本人撤职留任。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接连组织了几次大会战，连战连败。李玉堂先后参与了上海会战、徐州会战跟武汉会战，战果无一例外，一路后撤到长沙。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李玉堂指挥第8军一度配合战区主力投入反攻。此后，第8军、第10军合并整编，并准备派遣入缅作战，李玉堂担任第10军军长。当李玉堂准备好跟随同窗杜聿明的脚步，出国抗战时，却传来了远征军失利的消息。第10军入缅的任务被取消，列为战略预备军。

1941年9月，日寇再次集结重兵向长沙进攻。李玉堂的第10军被划归第9战区，并拟令该军担负长沙防务。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在金井至粤汉铁路东西之线与日军展开决战，便先行命令第10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于9月23日抵达既定阵地后，将军部定在剑山将军坝。

9月24日，第10军先后遭到日军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的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第10军的福临铺、金井阵地被先后突破，所属第3师损失惨重，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国。

李玉堂被迫放弃阵地率部撤往捞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顿。随后将收容后第10军部署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日军四昼夜，终于坚持到援军赶至将日军击退。战后，战区长官部追究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遭到撤职处分并调战区长官部服务。

李玉堂想不通，对比以前看，作战失利被撤职，他无话可说。但是在第二次长沙保卫战中，第10军虽然也在日军的进攻下崩溃，但说到底由于他顽强抵抗，日军并未实现占领长沙的目的，即便是不嘉奖，也完全谈不到撤职上去。

第10军的官兵也表示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保卫战中，是有功部队，绝对不能将他们的军长撤职。此时接到第10军军长委任状的，是李玉堂的黄埔一期同学钟彬，他在了解到老同学的情况及第10军的现状后，也借故推迟时间上任。

就在第10军军长一职悬而未定时，第三次长沙会战又开始了。第10军是负责长沙警备的，没有军长那可还行？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决定请李玉堂复出，担负起指挥任务。李玉堂这时候却耍起脾气来了，直接来了个闭门谢客，薛岳这位司令长官的面子，他李玉堂根本不买。

作为黄埔一期生，李玉堂的派系观念是非常重的。薛岳虽然是保定军校毕业，很早就跟着孙中山参加革命，但他却未曾担任过黄埔教官。即便战功累累，在李玉堂这里，也算不得什么。早在1929年，李玉堂还是少将旅长时，就曾因为不满非黄埔教官的毛炳文担任顶头师长，而带头反对，最终换成黄埔教官陈继承，李玉堂才算作罢。

薛岳无奈，只能直接找到蒋介石。老蒋亲自给李玉堂通电话后，才使他重新担负起指挥第10军防守长沙的担子。根据曾经在第10军服务的蒋鸿熙回忆，这通电话的内容如下：

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李：报告委座，是的！

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李：报告校长，是的。

蒋：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

随后电话挂断。蒋中正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处分的解除和校长的信任，既坚定了李玉堂的守城决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马生涯的最高峰。

1941年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岗位，立即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愿与长沙城共存亡。

接下来几天，李玉堂亲自到前线指挥，下属三个师长也全都在前线督战。进攻长沙的日军被迫后撤，沿途又遭到各路国军的阻击以及第10军的追击，日军高级军官多名负伤，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大捷。

抗战后期，李玉堂所部接连遭遇挫败，他的老部队第10军在衡阳作战时损失殆尽。之后，他虽然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但也渐渐失去了老蒋的信任。但李玉堂依然忠心于他的校长，甘愿充当内战的马前卒。

蒋介石的和平把戏被揭穿后，内战一触即发，他将第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原。李玉堂率领整编第24军，率先加入到围攻中原新四军第5师的战斗中，其中整72师更是紧紧追击向西突围的新四军。然而，新四军第5师主力却出乎意料地突围成功。从那之后，李玉堂麾下几个整编师相继被调离，他渐渐成为了空头司令，能指挥的只剩一些保安队了。

很明显，他最信赖的校长，不再信任他了。直到1948年，蒋介石才派了一个整编第12军给李玉堂，协助他守兖州。但很快，解放军华野山东兵团就在许世友、谭震林的率领下，向兖州发动猛攻。

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李玉堂这位昔日的“泰山军”军长荒腔走板，他竟然听信他的信奉反动道会门的副官处长的蛊惑，将其平素训练的“刀枪不入的神兵”使用出来。还经常找他的副官处长摆坛扶乩求神问卜。让整编第12军军长霍守义哭笑不得。当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李玉堂却为其亡母大办丧事，举行遥祭，摆设灵堂，身穿孝服，其幕僚均佩黑纱，在侧陪祭。

兖州城破后，李玉堂化装向徐州方向逃窜。霍守义思前想后，认为不能跟李玉堂一道逃向徐州，因为他想起在周村、张店战役，逃出去的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结果还是被蒋介石给毙了。因此，霍守义决心向济宁方向突围，他带了一部分官兵，由车站向南越过铁桥、转向西南方向突围。

最终，李玉堂、霍守义双双被俘。霍守义对国民党早已心灰意冷，见到解放军后立马坦承自己的身份，之后也受到了优待，新中国成立后奉调军事学院训练部任研究员。而李玉堂冒充士兵居然没被发现，之后在解放军押解俘虏后移时乘机逃脱，沿途又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向来鼓励手下将领在战败时杀身成仁，李玉堂居然还敢逃出来？或许还因为其黄埔身份，其结局还不像霍守义想象的那样糟糕。但他想象中的“抚慰”是不可能的了，等待他的是一张“永不叙用”的彻查令。

蒋介石对其“天子门生”，尚且如此冷漠，怎能不令人心寒？好不容易等到老蒋下野，李玉堂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追随同样被老蒋冷落后等来机会的老长官薛岳，在其麾下充当高参，后又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司令。

薛岳对于他的“伯陵防线”信心满满，但解放军对解放海南也是志在必得。

薛岳

李玉堂在海南担任重要军职，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不久后，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中共地下党员)便从香港来到海南，陪同李玉堂共同生活。他们兄妹二人的任务就是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

李玉堂从兖州失败后亲眼看到国民党集团已众叛亲离，败局已定，再跟国民党干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他接受了率部起义的意见，但要求和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协商起义的条件。陈石清等根据李玉堂的要求，请李写了亲笔密信，派人渡海送交广州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

尽管如此，李玉堂对于起义还是心存疑虑。首先，他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与共产党为敌多年，可以说是极其顽固，他担心自己起义后，难以得到宽大处理。其次，他远离国民党主力部队多年，到海南也是仓促上任，指挥的三个多军，都不是他组建、培养的部队，各级指挥官中都没有他的亲信和可靠的人，发动起义怕遭到下级官兵反对。

重重疑虑之下，李玉堂面对的对手偏偏是赫赫有名的“旋风司令”韩先楚。韩先楚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陆海南岛，岛上守军望风而逃。由于战事紧急交通受阻，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亲笔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的密文李玉堂未能接到，故一直未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

穷途末路之下，李玉堂只得率残部逃到台湾，很快就被削去军职。原本以为，李玉堂可以像绝大部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将领一样，虽然被闲置，但也足以安安稳稳度过后半生。但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却是无比残忍的状况，以及毫不念旧情的老蒋。

阴差阳错之下，潜伏在原李玉堂部队的地下党员、也是此前担负策反李玉堂任务的李刚暴露了身份。李刚被逮捕以后，经不起严刑拷打，招认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岛去的任务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他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情况后，立即秘密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内兄陈石清写信，要他赶快逃跑保命。

让李玉堂没有想到的是，他追随多年的校长，早已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插了大量特务。李玉堂的信刚一发出，就被特务截获了。根据李刚的口供和李玉堂的信件，李的内兄陈石清和夫人陈伯兰同时被捕。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经过调查，认为李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条例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中正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

钱大钧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我死后望有公论。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直到32年后，李玉堂的“死后公论”才姗姗来迟。而给予他“公论”的，却并非他所效忠的蒋家国民党。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虽然李玉堂错过了最后的弃暗投明机会，但他在撤到台湾前，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起义条件，只是因交通中断未及时接到关于起义的指示，最终才作罢。而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更是为促成起义奔波多时，最后牺牲在敌人的枪下。

不管怎样，李玉堂在抗日战场上，为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也值得一个烈士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