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为什么明朝曾出现方孝孺、于谦、海瑞这样的“忠臣”，但到了明末，文官和武

回望历史，为什么明朝曾出现方孝孺、于谦、海瑞这样的“忠臣”，但到了明末，文官和武将却几乎都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和清朝？到底是道德水准的下降，还是明朝的制度崩塌？方孝孺被诛十族也不肯为朱棣写诏书，是因为他拒绝承认朱棣政权的合法性。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他把“正统”看得比生死还重。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钦点的接班人，都是正统朱家血脉，但建文帝属于正常继位，朱棣则属于“篡位”。实际上是儒家道德的产物，方孝孺是制度的殉道者。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拥立景泰帝，死守北京城。他的忠不是愚忠，而是对国家和社稷的忠，不是对某个皇帝的忠。最后明英宗复辟后，于谦被斩。这说明了于谦能救国家，能救朱家江山，但皇帝更加看重对于他个人的“忠”。海瑞是明代设立的道德工具，他上书骂嘉靖帝，抬棺相谏，结果没死，反而被明廷树立为道德标杆。事实上，海瑞被明廷长期边缘化，只是用来做道德图腾，并不重用。明嘉靖时期，嘉靖帝要追尊生父为“皇考”，引发礼法冲突。200多大臣左顺门哭谏，被嘉靖帝逮捕134人，廷杖打死16人。那些大臣争的不是国家存亡，而是儒家礼法，“皇帝能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为亲爹”，是为先帝争礼法。现代人看得很荒唐，但把儒家理学、宗法制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是道德狂欢，也是政治空洞化的表现。宗法制度、祖制真有那么重要吗？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敲钟请大臣议事，结果无人前往，崇祯帝只能上吊。然后文官及武将集团均“跪迎李自成大军”。几个月后李自成退出北京城，满清攻入北京，那些大臣依旧再投降满清。为什么仅隔不足百年，明朝官僚集团突然失去了道德？根本原因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明朝已经财政崩溃、军队崩溃、崇祯帝各种杀大臣，文官集团已经对皇帝失去了信任。满清许诺官留原职，安抚人心，因此吴三桂、洪承畴这些明朝大臣成为满清的开国功臣。明末时，国家已经无力支付军费，华北农民饿殍遍野，流寇遍地、无法维持轶序。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时，未遇抵抗，说明军队、百姓已经完全对朱明帝国失去了信心。方孝孺杀身成仁，成为明代第一个道德标杆。于谦救国反被清算，道德话术动摇。海瑞再被明廷抬上神坛，但当时明官僚集团人人贪腐，并无人效海瑞。海瑞只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明末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官僚大员频繁被杀，财政崩溃，军费无着，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道德话术自然破产。南宁灭亡时，陆秀夫背幼帝投海，官员、百姓数十万人跟随跳海自杀。而明末崇祯帝自缢后，大批文官却主动“衣冠迎贼”，几个月后又主动“剃发易服”，这背后不是简直的“得人心”或者“失去人心”，而是制度与文化的差异。南宋时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国，宰相有权力，言官、地方官有实权，经济发达，从上到下有高度的认同感。文化上理学治国，强调忠的不是赵宋，而是华夏文明，若投降蒙古，是对文明的背叛。南宋士人有主人翁意识，因此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主动殉国，他们不是被迫而死，是主动为文明献祭。明朝皇帝可以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杖责大臣，设立锦衣卫，搞诛连。明末时财政崩溃，朝廷完全无钱，军饷不发，皇帝杀大臣，百姓饿殍遍野，从上到下对朱明政权失去了信任。南宋士人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投东”，而明末的大臣认为自己只是国家的“打工仔”，这是两朝的本质区别。一个大批殉国，一个则投降农民军和满清。因此，身份认同才是根源，并不是所谓的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