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加坡华人终于说了实话，他表示，在新加坡的华人，根本不在乎中国到底好不好，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新加坡有70%的华人人口到这里，华人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恰恰相反。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新加坡有七成多是华人，第一反应是：“那他们肯定特别亲中吧？” 但只要真在新加坡生活一阵子，就会发现，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认知，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新加坡的华人确实多，但他们早已不再把中国当成“心灵的故乡”。 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直言：“我们根本不在乎中国好不好，这里是新加坡，我们是新加坡人。” 这话听上去可能有些刺耳，但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某种政治操作的产物，而是几十年历史演变、政策引导和现实生活共同交织的结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批中国移民涌入新加坡，那时他们还带着强烈的“叶落归根”情结，帮派林立，福建人跟潮州人能因为市场纠纷打得天翻地覆。 1854年，就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福建潮州械斗，死伤数百人。那时候，政治和国家认同离他们很远，他们更关心的是生计、地缘关系和方言圈子。 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风云开始波及南洋。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开始用“忠君爱国”来团结华侨。 孙中山也多次到访新加坡，晚晴园成了革命活动的据点。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响应祖国号召，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把人和钱往国内送。 这一时期，新加坡的华人文化认同高度中国化，学校用的也是中国课本。 但一切在1942年发生了转折。那一年，日本攻占新加坡，华人遭受大屠杀。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片土地才是真正的家。 二战之后，英国开始推进《马来亚蓝皮书》，尝试培养本地人的公民意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闭关政策让南洋华人“回家”变得遥不可及。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这一刻，身份认同彻底改变，华人不再是“中国人”，而成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操作是极其系统化的。住房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居者有其屋”计划上马，1989年更进一步规定每个组屋区的族群比例，华人不能超过84%，马来人不超过22%，印度人和其他族群不超过12%。 这不是简单的规划住宅，而是把族群强行“搅拌”在一起，避免华人自成一派。 谁住在你隔壁，决定了你孩子上学遇到什么同学，也决定了你对社会其他族群的认知。这种接触频率高了，身份认同也自然从族群归属转为国家归属。 教育体系的转型更加彻底。上世纪70年代之前，新加坡还有全中文授课的南洋大学。 但到了1980年，这座东南亚唯一的中文大学关门，标志着官方教育重心彻底转向英语。 如今，新加坡家庭使用英语的比例超过48%，而华语则跌到30%以下。华语在学校成了“母语课程”，但实际使用中，早已不是生活主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华人完全抛弃了中华文化。他们依然过春节，但方式早已本地化，比如“捞鱼生”这种只有新加坡才有的春节仪式。 语言方面，本地华语夹杂大量英文和马来语词汇，比如一句“你不要lah”就融合了三种语言。 政府也没有排斥中华文化，而是以“多元文化”的方式保留它，但前提是中华文化是新加坡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延伸。 更有趣的是新加坡本地华人与新移民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认同差。从2000年代起，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新加坡，他们最初带着强烈的中国认同感。 但要想在这里扎根，就得接受英语教育、遵守组屋规则、参与多元宗教活动、理解本地文化逻辑。于是，慢慢地，他们也开始“本土化”。 传统的华人社团，也从过去的宗族、籍贯联系，转向帮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以前的会馆是为了“抱团取暖”，现在则变成“融入平台”。 对话语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讲华语是为了“传承中国文化”，现在讲华语更多是为了“和长辈沟通”或“在职场更灵活”。华语不再是身份标志，而是一个实用品。 在新加坡，身份认同的排序非常清晰：首先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华人。不是否定族群，而是把国家认同放在首位。 这种认同方式，跟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矛盾，但确实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祖国情结”。 说到底，这一切的背后是现实推动的结果，新加坡社会福利制度完善，住房政策有保障，教育体系国际化，这些现实利益，才是大多数人形成国家认同的核心动力。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用制度把族群整合成了公民，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新加坡华人说“我不在乎中国好不好”时，不应该惊讶。他不是冷漠，而是清醒。 他知道，自己的未来系于新加坡的教育、住房、医疗体系，而不是遥远的文化情结。 信息来源：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