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12岁女孩许诺留下一封写着“英语难、被笑胖”的遗书，在家中服下整瓶心脏病药。傍晚，外婆听到楼上传来异响，急忙上楼，发现外孙女面朝下倒在地上，脸色发紫。慌乱中，家人和邻居冲进来，紧急送医后，但一切为时已晚。在书桌上，家人发现了一张字迹歪斜的纸条：“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办公室...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我好累，别救我了。”家属怀疑女孩的英语老师“批评”、“罚站”、“罚抄”等行为，但老师坚持自己只是在课后辅导了几名成绩落后的学生，从未单独责骂过任何人。一气之下，家属将学校及英语老师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法院的判决却出人意料。 2024年某个周一，12岁的女孩许诺因肠胃炎而请假在家，母亲马繁星在2018年已与丈夫协议离婚，正在外养病，家中只有年迈的外祖父母。 中午时分，许诺还特意给母亲打了电话，用平稳的语气叮嘱妈妈“好好养病”，声音里听不出任何异样。 谁能想到，这通充满关怀的电话，竟成了母女二人最后的交谈。 下午，许诺独自在二楼的房间里，她找到了外婆治疗心脏病的药瓶，将里面整整100粒药片全部服下。 傍晚时分，外婆听到楼上传来不寻常的响动，急忙上楼查看，推开房门，她看到心爱的外孙女面朝下趴在地上，面色已然发紫。 外婆立刻呼救，邻居、外公、救护人员和警方相继赶到。然而，一切为时已晚，许诺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家人的悲恸中，一张留在书桌上的纸条，揭示了悲剧的冰山一角，字迹稚嫩，却字字千钧：“我受不了，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办公室。”“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我好累，我不想醒过来了。”“别救我了。” 悲剧发生后，马繁星想起女儿曾多次在聊天中提及“作业很多”、“英语不会”、“要去办公室”，这些信息，指向了学校施加的压力，特别是来自那位新任英语老师赵言的压力。 马繁星找到学校及赵言老师，质疑其未尽合理教育管理职责，甚至有体 罚等行为。 赵言承认，因为许诺的英语成绩不佳，她确实找过许诺谈话，但她强调，每次谈话都不是单独进行的，现场总有其他几名同样需要辅导的同学在场。 而谈话的内容，仅限于辅导作业、了解学习困难，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进步。 对于家长质疑的“罚站”、“罚抄”等惩罚性措施，赵老师坚决否认，她解释说，让学生选择是否通过抄写来加深记忆，是一种教学方法，绝非惩罚。 学校的校长周某也出面证实，在老师们的观察中，许诺在校表现活泼，并未察觉到她存在任何明显的心理问题或异常状态。 事后，学校曾基于人道主义支付了2万元慰问金，双方签署了一份调解协议。 2024年11月，在巨大的悲痛与不甘的驱动下，母亲马繁星一纸诉状，将学校和赵言老师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调解协议，并要求学校及老师对女儿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面对有责任指控，学校及赵言老师坚持，教师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教育辅导范畴，并无过激或不当之处。 此外，学校对学生的嘲笑行为并不知情，且事件发生在学生请假在家期间，地点在家中，与学校的教学管理无直接关联。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八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以下教育惩戒：……（五）课后教导；…… 法院指出，证据表明，赵言老师因许诺英语成绩不佳而与其谈话、辅导作业，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属于履行教师职责的正当行为。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许诺的家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赵言老师在此过程中实施了侮 辱、恐 吓、体 罚或变相体 罚等违法或不当行为。 在教育活动中，教师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督促、了解情况，是常规的教学管理措施，不能当然地被认定为过错。 法院认为，赵言老师的涉案行为，未超出合理限度，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庭审中，许诺家属主张学校对同学嘲笑许诺“胖”的行为管理失职。 法院进一步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嘲笑行为是长 期、恶 性的校园欺 凌，且已为学校知晓而未予制止。 对于学生间偶发的、非恶意的玩笑，学校的管理责任更多地体现在普适性的教育和事后救济。 法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学校已明知或应知存在特定欺 凌事件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学校在此问题上存在管理上的具体过错。 此外，许诺作为一个12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过量服用药品可能导致的死亡后果具有基本的认知，其自杀行为是其自身在特定情绪下做出的极端选择，且事发地点在家里，自身有主要过错。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许诺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