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刘青石回到大陆，要求面见中央高层，汇报台湾地下党密事。 广州招待所

1956年刘青石回到大陆，要求面见中央高层，汇报台湾地下党密事。 广州招待所，前台杵着个男人，满身是泥，头发乱糟糟的，泥点子糊了一身，脸上没啥表情，门口的警卫想拦，手抬起来又放下了，那男人一开口，嗓子跟砂纸磨过一样，说要见中央领导，周围一下就静了，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人叫刘青石，台湾那边过来的，那眼神，亮得吓人，憋着一股劲，谁都看得出，他不是来讨饭的。他是来要个说法的。 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人，死在马场町的，死在牢里的，死在路上的，他要把这笔账算清楚，他说，他们怎么死的我全知道，我是活下来报信的。 刘青石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身边的交通员，1947年就潜伏进了台湾，专门在各个联络点之间送信件、传消息，是地下党里最“不起眼”的“隐形人”。 1950年春天，台湾地下党迎来灭顶之灾，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叛变，一口气供出了1800余名党员名单，上至吴石、陈宝仓这样的核心骨干，下到街头联络员，无一遗漏。 那天刘青石刚给吴石送完信，就看见穿黑西装的特务围向接头点，他瞬间反应过来大事不好，把自行车一扔，扒了身上的蓝布褂子塞进臭水沟，光着膀子混进菜市场，靠着打小在福建海边练就的渔民模样，硬是躲过了特务的搜查。 他躲在以前帮过的山东老阿婆家，老人家塞给他一身旧军装，指了去屏东的路，说那边有渔船能去香港，就是要防着“水鬼”——国民党的水上特务。 刘青石揣着两个红薯往南跑，专挑山路走，鞋子磨破了就用树皮包脚，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生红薯，五天五夜没敢合眼，终于摸到了屏东港口。 在码头扛了三天麻袋摸清门路，他把仅有的一块银元给了船老大，谎称自己是“逃壮丁的”，在海上漂了七天，到香港时军装都结了硬壳，海关问起就说自己是福建人，生怕台湾口音惹来麻烦。 到广州后，他掏出藏在鞋底的半张旧报纸——那是和组织约定的凭证，联络站的同志一看就红了眼，这才知道他是从台湾血雨腥风里逃出来的幸存者。 他要汇报的，不只是烈士们的牺牲经过，还有蔡孝乾叛变的细节、特务的审讯手段，以及那些没来得及暴露的同志线索。史料里明确记载，他的证词后来成了吴石等烈士平反的关键依据，也填补了台湾地下党被破坏过程的诸多空白。 那些死在马场町的烈士，他能一个个说出名字：35岁的林正亨，是刑死马场町的第一个台湾人，蒋介石让他写悔过书就能免死，他硬是不签；朱枫烈士身中七弹，临刑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些烈士里，有教师、有医生、有学生，还有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将领，他们都是为了两岸统一的信念，倒在了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刘青石说这些的时候，声音还是沙哑的，却字字铿锵，他不是要抱怨，只是想让组织知道，那些牺牲的同志没有白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名字，都该被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