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潜伏在日寇“心脏”的地下党施亚夫刚回到家，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找到了他，悄悄对他说道：“今天我在师长家打麻将时，听师长夫人说，日军怀疑你是新四军，你可要当心啊！” 施亚夫出生在江苏南通，家境贫寒，年轻时就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很快被党组织派往南通特委做兵运工作。 1934年，他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南京老虎桥监狱，判刑15年。数年时间，一直被关押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牢房。直到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炮弹落入城内，监狱炸开，他趁乱脱逃。 这是他第一次死里逃生。 出狱后，他没有直接回组织，而是隐匿身份，在南通打工。很快，他重建联系，1938年就被党组织任命为“南通中国工农守土团”负责人。这是一支公开身份的武装，但背后真实目的，是掩护地下活动。 1940年，南通全境落入日伪控制，日军绞杀抗日武装愈发严酷。就在这时，中共组织给施亚夫下达一项极其危险的新任务——打入汪伪军政核心，掩护党的活动，获取日军情报。任务之重、风险之高，非一般人能担。 施亚夫没有拒绝。他脱下旧军装，改名“施祥”，主动向伪军靠拢，顺利“归顺”，被安排为南通伪军中下层军官。短短几个月内，他展现出过硬的军事素养、极强的纪律意识，很快引起伪军高层注意。 此后，他被提拔为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并兼任伪三十四师副师长。身份之高，位置之险。他必须每日应对日军顾问、汪伪高级军官的试探，表面指挥作战，实则暗中传情报、救同志、护交通线。 敌人对他无比信任。他出入日军司令部、宪兵本部，有权审查下属，有权调配军需。他利用这些便利，将大量军事调动、兵员部署、电台频率等核心情报，秘密交给新四军华中分区。他的队伍中，也隐藏了数名中共党员，专事传递信息。 同时，他为保护地下党员，多次故意拖延伪军“清乡”计划，暗中释放被捕的中共干部。他甚至设立“亲兵队”，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编入其中，以掩护真实身份。 越靠近中心，风险越大。日军和汪伪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高层之间斗争激烈，谍报互查频繁。稍有疏漏，立即致命。他每天活在刀尖上，不止是骗敌人，也要伪装自己，不动声色活成“自己人”。 这是另一场战争。他没有枪，没有冲锋，却在敌人的桌边、床边、密室里，完成一场场无声的生死对赌。潜伏三年，没暴露过一次，没传错过一份情报。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实打实地在敌人心脏里活成影子。 1944年秋天，风向变了。 南通日军警备司令部收到密报：绥靖军某位中将“行为反常、疑似新四军同路人”。而密报中的名字，指向施亚夫。 日军未明言，先设局。宪兵队暗中布控，策划突袭。消息却提前走漏。伪副师长夫人，在一次打麻将时，从师长夫人处得知，日军高层已开始对“施副师长”布疑。 这位夫人没有报警，而是悄悄走访，亲自告知施亚夫。她知道这人不简单，传闻中“为人宽厚、对士兵讲义气”，她只是提醒，不想掺和。 施亚夫听完，面色如常。转身后，立刻部署撤离和信息转移。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站在悬崖边上。 随后的几周，他减少出面，转由助手出席会议，同时安排下属将部分重要资料通过农村地下交通线转送新四军华中分区。 他没有立刻逃走。他知道，越是在怀疑顶点，越不能自乱阵脚。 这是一场心理对抗。 施亚夫一直潜伏至抗战结束。 日本投降后，南通局势剧变。他不再以副师长身份出现，而是转为中共公开武装的地方负责人。其间许多档案散佚，部分由党史工作者后期补录。 晚年资料稀少，但南通地方党史与抗战纪念馆均有关于其渗透日伪、潜伏“七师”体系的公开记录。 他的事迹，在主流党史研究中极少被宣传。但在特工体系历史中，他是极少数真正深入敌核心、并在最危险时刻未曾撤离的中共地下党员之一。 麻将桌那一晚，差点终结他全部。 他却借一句“当心”，转危为安，直到战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