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文强被俘，在吃饭时，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对他非常客气解放军干部察觉这是条大鱼，经过审问，得知他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 文强是毛主席的表弟，又是黄埔四期生，还在军统里干到了高层，可以说是横跨国共两党、军政特三界的人物。但在1948年那会儿，他其实已经不想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混了，正跟着湖南实权派程潜过得优哉游哉。 程潜对文强那是真好，毕竟跟文强老爹交情在那摆着。程潜当时就给了文强两个选择：要么当厅长，要么当军长。 谁知，命运就在这时候给他开了个大玩笑。蒋介石一纸调令，要把文强从湖南调到徐州，去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 为啥非得是文强？因为杜聿明当时也是“心里苦”。他的正牌参谋长叫舒适存，这人以前跟过彭德怀，杜聿明生性多疑，总觉得舒适存“身在曹营心在汉”，用着不顺手。大战在即，杜聿明急需一个能把后背交出去的自己人，于是他想到了老同学文强，死乞白赖地跟蒋介石要人。 程潜看着调令，无奈地叹了口气，对文强说了一句极具预见性的话：“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文强硬着头皮去了徐州。这一去，就像是被绑上了一辆冲向悬崖的战车。 最有意思的是发生在杜聿明带着文强飞往徐州上任的途中，那天飞机起飞后，迷迷糊糊飞了很久也没降落。杜聿明觉得不对劲，往窗外一看，下面灯火通明，看着像个大城市，但绝不是当时正实行灯火管制的徐州。 飞行员一头冷汗地汇报：迷航了，正在找地方降落。 杜聿明定睛一看，魂都快吓飞了：“下面是大明湖！这是济南！” 这飞机要是落下去，杜聿明和文强这“徐州剿总”的班子，还没上任就得去功德林报到，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文强反应极快，他想起了当年跟戴笠学的一招，赶紧让徐州那边在地面的跑道上点起二三十个风雨灯作为标识。靠着这点微弱的灯光，飞机才在油料耗尽的最后一刻，惊险地降落在徐州。 下了飞机，两人都是一身冷汗。 后来的战事发展，正如程潜所料。淮海战役打得天昏地暗，黄百韬兵团覆灭，黄维兵团被围，杜聿明集团几十万大军被困在陈官庄的冰天雪地里，插翅难逃。 文强被俘的过程，其实挺“体面”。他没像有些将领那样化装潜逃被抓回来，而是在混战中被冲散，最后既然跑不掉，索性也就认了。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编了个“李明”的假名字。 被俘将领献殷勤暴露了身份后，解放军审讯人员也没对他动粗，而是拿出了一张报纸递给他：“你不是说自己是书记官吗？那是文化人，来，给我们读读这份报纸。” 文强接过报纸一看，头版头条赫然写着七个大字，《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强读着读着，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也崩了。第二天，一位解放军政委笑呵呵地拿着一张照片走进来：“文强先生，昨天就认出你了，咱们就不必再演戏了吧。” 后来他被送到了山东潍坊的战犯管理所。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正是那个他曾在飞机上以此为戒的王耀武。 王耀武那是相当热情，一把拉住文强的手：“哎呀，你也来了！” 这场面，真是让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年的国民党封疆大吏、天子门生，如今在改造所里完成了“胜利会师”。 在管理所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文强记了一辈子的小事。 有一天，看守战士突然给文强送来了10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绝对是硬通货。文强一头雾水，问是谁送的。 战士指了指隔壁：“你那个头头送你的，杜聿明。” 原来，杜聿明也被关在这里，就在隔壁。他托人送来这10包烟，没别的意思，就是愧疚。 杜聿明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自己当初非要跟蒋介石要人，硬把文强从程潜身边拽到徐州这个火坑里，文强现在可能已经跟着程潜起义了，也是解放军的座上宾，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阶下囚的地步？ 文强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收下了烟，却从未责怪过杜聿明。 1959年，国家准备特赦第一批战犯。杜聿明作为头号战犯，原本很有希望，但他身上背着两条“重罪”让他心里没底：一是据说他在撤离徐州时下令杀害了7名被俘的解放军武工队员；二是有人指控他下令投放了毒气弹。 这两条要是坐实了，别说特赦，能不能保命都两说。 关键时刻，还得是文强。审查人员找到文强核实情况。文强斩钉截铁地作证：第一，那7名武工队员根本没杀，是我亲自下令放走的，我当时是副参谋长，我有这个权力；第二，当时确实投放了弹药，但那是掩护撤退用的催泪弹，绝对不是毒气弹，空军也没那玩意儿。 经过多方查证，那7名武工队员果然还活着，毒气弹的事也是子虚乌有。 正是因为文强的关键证词，杜聿明洗清了罪责，顺利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特赦那天，杜聿明紧紧握着文强的手，老泪纵横：“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自己呢？因为种种原因，加上他那倔强的脾气，他成了最后一批才被特赦的战犯，在里面足足待了26年。 但他从未后悔过这次“仗义执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