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一名女知青被公羊顶倒。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那只羊又退后几步，再次把她撞倒。下一秒，她弯腰拿起镢头，一下砸在羊的头上。不料，她却因为这一举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1969年的那个瞬间，对18岁的北京姑娘谭雅北来说，是一生中最漫长的几秒，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一个公羊发疯般地冲过来，第一次撞击让腰部像断了一样剧痛，紧接着是第二次，膝盖磕破了，血渗出来染红了裤管。 在那生死攸关的当口，这一刻没有什么大道理，完全是生存本能，她手里正好握着把镢头，下意识地就砸向了羊头，随着一声闷响，这只作为队里宝贝的种羊倒地不起。 看着不再动弹的羊，谭雅北当时的恐惧可想而知，那是集体财产，弄不好就是天大的罪过，可命运在这里拐了个弯，后来赶到的老兽医给了个让人意外的结论：羊得了急性肺疫，本身就活不久了。 那个年代的规则很硬，人情很软，为了给队里有个交代，这姑娘拿出了难以想象的执拗，她不仅没有因为险些背锅而消沉，反而为了弥补队里的损失，跑遍了周边的生产队，磨破了嘴皮子，最后甚至拿出了自己从北京带来的那件珍贵的蓝布衫，再加上两袋土豆，硬是给队里换回了一只壮实的白公羊。 从最初连锄头都抡不利索、挑水洒一半的城市丫头，到后来双手满是像树皮一样的老茧，谭雅北硬是把自己磨练成了当地的一把好手。 1970年冬天大暴雪，她能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跟随后来的师傅老巴图走上一整夜，只为找回走散的羊群，回来发了三天高烧也觉得值。 到了1972年，原本无论是凭劳作表现还是群众口碑，返城的推荐名单里都该有她，可现实有时候就是那么不讲道理，可能仅仅是因为角落里的一句闲话，或者某个主任漫不经心的一个点头，那扇门就对着她关上了。 那是极其煎熬的五年，同期的知青陆陆续续都走了，她一个人留在村里，哪怕心里五味杂陈，站在院子里望着远处的黄土坡或者草原发呆，手里的镰刀还在机械地割着草。 她没有哭闹，而是把这股劲头转到了别处，白天她是个走家串户、解决养殖难题的“谭老师”，晚上点起煤油灯，在那昏暗的光影下编写通俗易懂的养羊手册，给老乡们办识字班，握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教认字算账。 这种韧性令人动容。她没有让怨气吞噬自己，反而用知识武装了那段苍白的时光，她在煤油灯下啃着查字典才能读懂的专业书，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硬生生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受人尊敬的赤脚兽医。 直到1977年，时代的风向终于变了，那时候她已经快28岁了，在繁忙的基层畜牧工作之余，她趴在桌子上挑灯复习，困了就眯一会，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一年的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随后进入农科院，成了真正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