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中国》 赵宗彪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如果去一座孤岛，只能带一本书，我只会带《史记》。
《史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史诗，是东亚文明前三千年的总结，是中国人的文化圣经。《史记》完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定位了先秦士人的思想品质，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风骨。所谓的汉唐气象，所谓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都可以溯源至春秋战国，都来自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司马迁的眼光超越时代
人类的文明进程，是一个从神权走向王权、再从王权走向人权的艰难的过程。人的不断解放，是永恒的主旋律。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史记》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人类的英雄：他们对抗如影相随的死亡，对抗命运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公，以自己永不屈服的斗志，成为一个个人格上的巨人，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人的尊严、豪迈与自信。
他们是项羽，是刘邦，是陈胜，是韩信，是屈原，是荆柯，是伯齐，是叔齐，是孔丘，是庄周，是韩非，是商鞅，是程婴，是范蠡，是晁错，是张骞，是李陵……他们让我们明白，生命可如此活泼，如此多彩。
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从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谁都无法逃脱这一死亡的宿命。
生命本来无所谓意义。但是生命一旦被确定了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这个生命就有了意义。人的精神世界的尊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旅程来建立的：有的宏伟，有的卑微；有的光芒万丈，有的晦暗如漆。司马迁以超越时代的眼光，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给每一个努力建立起自己尊严丰碑的人唱起了赞歌。而这些不朽的赞歌，原来都只能属于神的。
《史记》让人相信，作为一个人，必须是尊严地站立着的人。人是不能、不忍、不甘、不该当奴隶的！
《史记》里的人都是有骨头的
人不能为奴隶，如同人不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伍员（即伍子胥）是楚国楚平王时的“官二代”，父亲伍奢是太子建的老师，但是楚平王不但娶了儿媳为妻，废黜了太子，还无辜地杀了伍员的父兄，伍员如果不是逃得快，也是命殒黄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但是，当沧浪之水已经干涸，你何以自处？伍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答案：直接填埋了这一条沧浪之水！他逃到吴国，扶持公子光上位，成为吴王阖闾，然后借吴国之兵，攻下楚国都城郢，对已死十年的楚平王，掘墓鞭尸，以报当年杀父兄之仇。
相比于屈原，伍员更让人肃然尊敬！
在司马迁的眼里，即使自称是代表天意的君王的是非，也不一定是天下的是非，人间应当还有正义和公平。独夫民贼，人人可得以诛之。伍员就是司马迁眼中的“烈丈夫”、大英雄。
人是有尊严的。尊严是需要自己维护的。
公元前607年春天，郑国和宋国发生了战争。宋国元帅华元率宋军来到前线，双方约定次日决战。为了犒劳将士，华元这天晚上给全体士兵吃羊肉，却偏偏不给他的兵车司机羊斟吃。羊斟提出抗议，华元训斥道：我是元帅，吃不吃羊肉，我说了算。第二天，两军刚刚布阵、尚未开战，司机羊斟就直接将兵车开到了郑国的军前，让华元元帅当了郑军的俘虏。羊斟回头对元帅说：我是司机，开车的事情，我说了算。
对华元元帅而言，郑宋之间，是两国的战争。对羊斟而言，这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尊严的战争。羊斟是胜利者。
《史记》里的人，或者说，司马迁所推崇的人物，都是有骨头的。
确实，我们读《史记》，感受到里面的人物，都是顶天立地、昂首挺胸的，是在阳光下站立的，一个个充满阳刚之气，洋溢着不可抵制的生命激情。
我们可能不一定认同书中人的价值观，但是，对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不止的精神，照样怦然心动。
士的形象接近当代公民人格
人格独立，是人存在的价值。
在君王的眼里，人是手段，是工具，是器物，但是，在司马迁的笔下，人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是有着自己思想与意志的独立的个体。《史记》中的士的形象，是最接近当代公民人格的人。他们守规矩、有责任、敢担当，一个个勇往直前，敢作敢为，他们让生命焕发出灿烂的光辉。
唐代的韩愈、民国的梁启超，都非常痴迷于《史记》。日本的明治天皇也痴迷于此书，每月必读两次原文。他们的武士道，就是当年战国时期刺客的一种远古遗存。
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人的思想的进程。
历史学家唐德刚博士说过，现代的文明社会必须经历两次转折，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即在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从神权向王权的转变。这个转变中，产生了记录巨变的《史记》。第二次转变，是王权向人权的转变，他认为中国要穿过这个历史的三峡，也要两百年的时间。我们目前还在历史的峡谷之中。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当我们迷茫的时候，我们重读《史记》，会有许多新的体会，给我们更加清晰的人生指南。这本书会让我们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从古代的士人的身上，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作家、木刻非遗传承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赵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