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白色恐怖像化不开的浓雾裹着整座城，警车的鸣笛声时不时划破死寂的天际，特务们像饿狼似的四处搜捕，地下工作者稍有不慎就会落入魔爪 巷子里的青石板路被连日的阴雨泡得发滑，墙根下堆着发霉的稻草，连野猫都蜷在暗角不敢轻易露头。傍晚的天暗得格外早，昏黄的路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光线勉强穿透浓雾，照出墙面上斑驳的“悬赏通缉令”，上面的名字被红笔圈住，字迹狰狞，像一张张索命的鬼脸。26岁的陈默裹紧身上打补丁的长衫，帽檐压得极低，遮住大半张脸，手里攥着一本卷边的旧《论语》，脚步轻快又谨慎地穿梭在窄巷里——他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站的交通员，今天要完成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把一份加密的抗日救亡情报，从法租界传递到闸北的秘密联络点。 陈默原本是沪江大学的学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山河破碎的悲痛让他放弃了学业，毅然投身地下革命工作。他的父亲是一名爱国工人，在1927年的工人运动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母亲带着他颠沛流离，不久后也病逝了。临终前，母亲攥着他的手嘱咐：“别忘家国，别做懦夫”，这句话成了陈默心底最坚定的信念。加入地下党后，他隐姓埋名，白天扮成书店店员，晚上穿梭在城市的阴影里，传递情报、联络同志、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每一次出门，都做好了再也不回来的准备。 彼时的上海，局势远比想象中凶险。一二八事变刚过去不久，日军的铁蹄还在城郊徘徊，国民党当局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务机关遍布全城，法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更是设满了关卡，盘查森严。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站常常被突袭，不少同志被捕后，遭受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秘密处决，街头时不时能看到被遗弃的遗体，身上带着明显的伤痕，让人心惊胆战。陈默身边的战友，有的上个月还和他一起在书店整理情报，这个月就杳无音信，他知道，自己每多走一步，就离危险更近一分，可他不敢停，也不能停——那份情报里，藏着各地抗日义勇军的联络方式，藏着无数同胞的希望。 走到一条岔路口时，一阵尖锐的警笛声突然从身后传来，伴随着特务的呵斥声：“站住！不许动！逐个盘查！” 陈默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把怀里的旧书往长衫内侧贴了贴，情报就藏在书脊的夹层里，薄薄一张纸，却承载着千钧重量。他没有慌乱，顺着人流慢慢往前走，假装是下班回家的普通市民，手指却悄悄攥紧了口袋里的一小包砒霜——那是地下工作者的“备用粮”，一旦被捕，绝不当俘虏，绝不泄露任何机密。 关卡前，几个穿黑色制服的特务端着长枪，眼神凶狠地打量着每一个行人，手里的警棍时不时敲打着路人的肩膀，稍有迟疑，就会被强行拖拽到一旁盘问。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因为不肯放下菜篮子，被特务一脚踹倒在地，青菜散落一地，被雨水泡得狼狈不堪，老太太哭着哀求，却只换来更凶狠的呵斥。陈默看在眼里，心里又气又痛，却只能压下情绪，低着头，慢慢走到特务面前。 “干什么的？出示身份证！” 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拦住他，警棍指着他的胸口，语气嚣张。陈默缓缓抬起头，脸上露出怯懦的神情，递上提前准备好的假身份证，声音沙哑：“长官，我是书店的店员，下班回家。” 特务接过身份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打量着陈默身上的长衫，眼神里满是怀疑：“书店店员？手里拿的什么书？打开看看！” 陈默的心跳得像擂鼓，手心冒出细汗，却依旧强装镇定，慢慢翻开手里的旧《论语》。书页泛黄，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看起来像是经常翻阅的样子，特务随手翻了几页，没发现异常，又伸手在书脊上摸了摸，陈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的肌肉都紧绷着，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就在这时，巷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特务大喊：“那边有可疑人员！快追！” 拦住陈默的特务心里一急，随手把身份证扔还给陈默，呵斥道：“赶紧走！别在这碍事！” 陈默连忙接过身份证，躬身道谢，脚步依旧平稳地往前走，直到走出特务的视线，拐进一条更深的窄巷，才忍不住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他摸了摸书脊里的情报，完好无损，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可他不敢停留，稍作休整后，又加快脚步，朝着闸北的联络点走去——他知道，特务不会轻易放弃，身后或许还有跟踪的眼睛，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着情报的安全，关乎着战友们的生命。 走到联络点附近的小弄堂时，一个穿着蓝布围裙的中年妇女从杂货铺里探出头，朝他摆了摆手，是联络点的联络员王大姐。陈默快步走进杂货铺，王大姐立刻关上店门，拉着他走到后院的柴房里，语气急切：“你可来了！刚才有特务在这附近巡逻，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陈默从书脊里取出情报，递给王大姐，声音疲惫却坚定：“一路还算顺利，情报没被发现。” 王大姐接过情报，小心翼翼地藏在煤炉的灰烬里，叹了口气：“这日子越来越难了，昨天隔壁联络站的小李被捕了，听说被带到特务机关后，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