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日本人带着26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闯入115师驻地，大喊道：“我要见你们首长，我是来投奔八路军的。 他自称叫水野清。 按理来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多半是陷阱。可偏偏这个水野清，手里的“投名状”硬得让人没法拒绝。 咱们先看看他带了什么见面礼。 早在1941年10月，日军集结了3万兵力对沂蒙山根据地搞大扫荡。咱们的情报网当时虽然铺开了，但毕竟不如鬼子内部清楚。结果，济南地下党突然收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甚至重武器数量、出发时间、进攻路线，写得那叫一个详尽。 这份情报是谁给的？正是这个水野清。 到了12月，这家伙又递出来一份情报，说沂水附近的铜井据点兵力空虚，只有5个鬼子和180多个伪军。那可是个硬骨头，平时驻着重兵，还卡着咱们鲁中和滨海根据地的联系。咱们八路军将信将疑地去打了一仗，结果真如情报所说，不仅拔了据点，还缴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 大多数人都信了，但罗荣桓没有。 这水野清的故事编得太圆了，圆得几乎找不到接缝。 水野清到了驻地，罗荣桓没急着摆官架子，而是脱了军装，换上便衣，扮成个普通的保卫干部去“聊天”。 结果发现这人汉语流利得吓人，连那个年代的俚语都懂。他解释说父母在大连做生意，他在那儿长大的。他说自己是日共党员，受组织派遣打入日军内部。至于这次为什么要跑？是因为他在济南司令部的内线“荒术信子”暴露了，他怕受牵连，这才带着俘虏跑路。 但罗荣桓心里那个疑影儿，反倒越来越大了。带着26个大活人从日军眼皮子底下穿过封锁线，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没鬼子的默许，这事儿能成？ 就在大伙儿对水野清感激涕零，甚至打算给他开表彰会的时候，怪事儿接二连三地来了。 首先是咱们115师的师部。这地方那是绝对机密，可自从水野清来了之后，部队刚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屁股还没坐热，鬼子的飞机就到了，炸弹那是追着人扔。 这时候，济南那边的敌伪报纸又添了一把火。头版头条，黑体大字，刊登了“水野清叛国事件”，还发了悬赏通缉令。报纸角落里，还煞有介事地登了他老婆的“离婚声明”。 按照日本军队那个死要面子的德行，这种事儿捂都捂不住，怎么可能大张旗鼓地登报宣传？这哪里是通缉令，分明是给八路军看的“推荐信”！ 没过几天，咱们武工队又从一个所谓“被抓”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信，是日本特务机关写给水野清的，内容大概是：“你在那边安心工作，家里人都照顾得好好的。” 这正是鬼子的高明之处，预判了你的预判。他们算准了八路军讲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算准了我们会把这封信当成离间计，从而更加信任水野清。 罗荣桓在会上只说了几句话，分量却重若千钧：“敌人费尽心机，花招百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让我们死心塌地地信任这个水野清。这叫‘苦肉计’，也叫‘灯下黑’。” 为了验证这个判断，罗荣桓下了一招险棋。他没抓水野清，而是让部队带着他继续转移，但暗中布置了“眼线”。 战士们发现，每次行军经过路口或者河边，水野清总要假装系鞋带或者是休息，蹲在地上磨蹭几秒钟。等侦察员凑过去看，地上除了几块石头和几把杂草，啥也没有。 这其实是一套极生僻的特务暗语。石头代表东，杂草代表西，或者是特定的排列组合，给后面带着狼狗的鬼子追踪队指路。怪不得咱们怎么甩都甩不掉那条“尾巴”，原来有人一直在前面撒“面包屑”！ 罗荣桓决定收网了。审讯室里，水野清还是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帮你们打了胜仗，救了人，你们就凭几张报纸怀疑我？这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审讯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候，罗荣桓使了个诈。 一名战士匆匆跑进来，假装在审讯员耳边嘀咕了几句。审讯员听完，猛地一拍桌子，盯着水野清冷笑：“别演了。那个跟你接头的‘农民’已经被抓了，就在隔壁，全都招了。你要不要去见见他？” 水野清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他太清楚特务组织的规矩了，一旦上线暴露，下线就是死路一条。他那种从容淡定瞬间没了影，瘫软在椅子上，像被抽了脊梁骨。 其实哪有什么“被抓的农民”？那不过是罗荣桓布下的心理迷魂阵。 这个水野清，真名叫松山植田，是个老牌间谍。早年在大连活动，1918年就开始干这行了。所谓的“日共”身份、所谓的“救俘虏”，全都是日本特务机关精心编排的一出大戏。他们就是想在八路军指挥中枢安插一颗钉子，等到关键时刻，给115师来个致命一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在战争年代，最可怕的不是明火执仗的敌人，而是那个笑着走向你、手里捧着礼物的朋友。 而罗荣桓元帅之所以能被称为“政工元帅”，靠的不仅是他在部队建设上的功勋，更是这种在迷雾中一眼看穿本质的战略眼光。他识破的不仅仅是一个水野清，而是日军特务机关精心构筑的整个心理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