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怎么不回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在1937年的北平，日本宪兵队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想拉拢这位享誉学界的国学大拿去给他们的伪政权装点门面，那个翻译官不懂，他以为眼前这个穿长衫、留山羊胡的瘦老头只是个只会死读书的教授，被枪顶着脑门肯定会吓得哆嗦。 但他不知道，坐在摇椅上拿眼皮夹人的这位，是民国著名的“狂人”。 日本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动粗的，他们其实做了不少功课，知道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语流利得不仅能读能写，甚至能用日语在这个岛国上跟人辩论高深的学问。 于是，那些带着军刀的日本人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地操着日语跟他套近乎，刘文典明明听得一清二楚，却像个泥塑木雕一样，把视线挂在天花板上，连眼珠子都懒得转一下。 甚至为了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日本人在动枪之前，先打的是“亲情牌”和“友情牌”，第一个登门的是刘文典的亲弟弟刘管廷，这时候已经给日本人办事了。 结果连凳子还没坐热，就被亲哥哥连人带行李撵出了大门，并且撂下狠话断绝关系；紧接着来的是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这位此时已经落水做了汉奸。 面对昔日同僚，刘文典也没留情面，尽管周作人还在那里强辩说“虽然事儿有问题，但我人没问题”，刘文典直接甩出一句“鸟都要爱惜羽毛，何况是人”，这不仅仅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更是对文人脊梁骨断裂的鄙视。 这股子宁折不弯的傲气，其实并不是针对日本人特供的，在刘文典的眼里，世俗的权力和地位，远没有学问和民族气节来得重。他的狂，是一种建立在绝对自信上的无视等级。 但这并不代表刘文典是个只知道硬碰硬的莽夫，他在学术上的那杆秤，比谁都要精准且苛刻，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 跑警报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就在这逃命的当口，刘文典还不忘搞那一套令人咋舌的“逃跑鄙视链”。 在奔向防空洞的人群里，只要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必定要停下来调侃一番，他的逻辑奇葩又透着一股子心酸的幽默：我刘某人跑，那是为了留着这身子骨保存几千年的国粹；学生们跑，是为了给国家保留未来的火种；你一个写白话文小说的沈从文，替谁跑啊？ 即便沈从文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在刘文典看来，没有扎实古籍功底的“新文学”，终究算不得真学问。 当警报响起，大家都忙着逃命时，如果你看到刘文典逆着人流往回跑，那多半是去找陈寅恪了，陈先生眼睛不好，刘文典是非要搀着他才放心，甚至还得发动几个学生一起架着这位“国宝”去躲炸弹。 在他心里，陈寅恪的命就是国家学术的命，比他自己还金贵。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文典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在家庭里，他并非不通情理，相反却是一个有着深沉家国情怀的父亲。 当初为了支持抗日，辅仁大学的学生组织卧轨请愿，其中就有他的长子刘成章，哪怕儿子身体羸弱，刘文典也是全力支持这份爱国义举，最后儿子因此生病早逝，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 就是这样一个既能在课堂上大讲《红楼梦》，又能在日寇铁蹄下像看家狗一样护着几本古籍；既能把大作家沈从文贬得一文不值，又能把真正的学者陈寅恪捧上神坛的老头。 最终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了北平，一路辗转到了昆明，就像他一路上嘴里念叨着文天祥的诗句那样，他的心就像指南针，不管局势多乱，那个针脚永远是指向南方的，那里代表着汉文化未灭的香火。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在云南大学继续做那个钻故纸堆的一级教授，哪怕胡适想帮他出国他也没动心，或许对于这位“民国才子”来说，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脚下站着的是不是自己的土地，嘴里讲的是不是中国的话，这比什么都强。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网——刘文典的抗日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