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猛地立正收枪，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在当时的学术圈，陈寅恪这三个字，分量重得吓人，如果你去问那个狂傲得没边的刘文典，他会告诉你，陈寅恪的学问是“三百年来第一人”。 后来日军高层知道这事儿后，居然还真就把这当回事了，那个军官为了讨好这位大儒，不仅登门修好了被砸坏的门，还一趟趟地送大米、送罐头，在那个战火纷飞、大家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这些物资比金条还珍贵。 但陈寅恪是怎么做的？日本人前脚送来，他后脚就让家人扔出去，宁愿一家人饿着肚子，也不吃一口“嗟来之食”，日本人想请他去大学教书，搞所谓的“共荣”，更是痴人说梦，无论软硬兼施，在他这里碰到的只有一堵冰冷的墙。 这种硬骨头，其实从根上就是带出来的。 早在1937年，北平沦陷那会儿，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为了抗议国家的屈辱，硬是绝食而死，守孝期间，陈寅恪悲痛过度，右眼视网膜严重脱落，当时的北平还有好医生，如果在那治，眼睛是有救的。 但医生跟他说，你要做手术，就得留在北平的大医院里，陈寅恪一听这话，只回了一句：那是日本人的地方，我哪怕瞎了，也不在那治！ 就这样，他拖着只剩一半视力的病体，带着全家逃难，这一路颠沛流离把他大半生心血积累的魏晋南北朝研究手稿都弄丢了，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简直比丢了命还疼，但他愣是没回头，直到后来在西南联大落脚，而他仅存的左眼，后来也在手术失败后彻底失明。 但他之所以被尊为大师，不仅仅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哪怕在黑暗中，他大脑里的光也比谁都亮。 这位公子哥出身的学者，从12岁就开始喝洋墨水，跟鲁迅是同窗，这辈子虽然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拿——因为他觉得为了那张纸花几年时间研究一个小课题太浪费生命——但他肚子里的墨水，把那些欧美名校的教授都震得五迷三道。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时，他讲课有个规矩：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只有他自己的独家心得才拿出来说。 即便后来双目失明，这种恐怖的学术能力依然是国家的“定海神针”。 1962年那时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印度人拿着英国人留下的“麦克马洪线”和篡改过的史料到处招摇撞骗，在国际谈判桌上气焰嚣张，我们这边一时之间居然找不到足够详尽的历史细节去回击。 关键时刻，毛主席想到了陈寅恪。 那时候的陈寅恪已经看不见了，但他那颗脑袋就是一座活的图书馆，只要有关员去请教，他就凭着记忆，把中印边境几百年来的历史沿革、条约细节、地图划界，甚至清朝时期跟那边往来的文书内容，全都如数家珍地背了出来。 这些材料详实到连每一个地名的变迁都清清楚楚，靠着他提供的这些“铁证”，我们在法理上把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甚至还专门论证了那场冲突的性质只能叫“自卫”。 后来那个著名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称呼，很大程度上都有他的功劳，就连后来跟苏联人争库页岛的历史归属，也是靠他的学术论证定了调子。 谁能想到，一个瞎了眼的老书生，坐在家里不动如山，竟然能这般“一言定边疆”。 只可惜，这样一位有着傲骨国魂的通天之才，晚景却令人唏嘘，在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他遭遇了太多不该有的折磨与冲击，1969年的秋天，他在广州黯然离世，没过多久，他的夫人也随他而去。 直到他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骨灰才终于安葬在了江西庐山植物园，墓碑旁边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没有罗列他那些惊世骇俗的学术头衔，而是刻着画家黄永玉手书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十个字，刻在石头上，也刻在他哪怕双目失明、哪怕面对侵略者枪口也绝不弯腰的一生里。 主要信源：（光明新闻一位被冷落的史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