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28年，即将被行刑的“假夫妻”周文雍和陈铁军，提出让刽子手给他们拍张结婚照，并在刑场上举行婚礼。 1927年，随着“四·一二”与“四·一五”事变的接连爆发，广州城内的共产党组织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身为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工会重要负责人的周文雍，名字赫然被挂在了敌人的悬赏名单首位。 在那样的绝境下，要重启支离破碎的联络线，最大的难题竟然是“怎么住下来”，一个单身男子在到处都是密探的城市里租房太过显眼，组织急需为他找一位“掩护人”。 于是，出身佛山名门望族、两年前便已入党的陈铁军，接到了这个充满危险的“角色扮演”任务。 在广州的一处洋楼——拱日路上，搬来了一对“阔少”与“少奶奶”，他们便是刚刚组建“家庭”的周文雍和陈铁军。 两人的背景天差地别，一个是贫苦塾师家庭走出的工人领袖，一个是读过大学文学院的千金小姐，却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演这出戏。 这个伪装极为奏效，凭借这层“华侨富商”的假象，被打散的秘密联络点一个个重新接上了头，地下交通线也在他们看似悠闲的居家生活中奇迹般复活。 但这绝不仅仅是一出“过家家”，两人之间最初的生死情谊，其实是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越狱中铸就的。 由于频繁外出组织工人活动，周文雍还是被敌人嗅到了踪迹，不幸被捕，在这命悬一线的关头，陈铁军没有选择切断联系保全自己，而是以“妻子”的身份提着食盒闯进了监狱，她带来的这份“救命饭”暗藏玄机——那是搀入了大量红辣椒的炒饭。 隔着铁窗，陈铁军眼神急切，借着看守换班的间隙低声叮嘱：“吃完千万别喝水。”周文雍立刻领会了意图。 那顿饭让他全身如火烧，硬生生逼出了烈性传染病的假象：高烧不退、满地打滚、神志不清。已经被陈铁军重金买通的狱医趁机出具了一份“严重传染病”的诊断书。 为了防止瘟疫在牢房蔓延，怕担责任的典狱长只好同意保外就医，就这样，周文雍在陈铁军的这种“狠招”下，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回到“家”中，在陈铁军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周文雍逐渐康复，也就是在那些共同在这座充满杀机的城市里潜伏、斗争、养伤的日子里，一种超越同志情谊的深厚感情在两人心底无声生长。 但当时的局势不允许儿女情长，“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们默契地将这份爱意压在了心底最深处，甚至没有向对方挑明。 暴风雨终究还是来了，1927年底，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刚刚伤愈的周文雍担任了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直接投身正面战场。 起义初期虽然势如破竹，甚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随后遭到了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扑，在这场寡众悬殊的血战中，他们虽然拼死抵抗，依然无法挽回败局。 起义失败后，两人本已历经艰险撤到了香港，暂时安全了，但当听到广州党组织不仅没有恢复，反而在反动派的“斩草除根”式清洗中岌岌可危时，周文雍再次做出了选择——回广州，陈铁军二话不说，义无反顾地跟随他重返那个龙潭虎穴。 可惜，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再次眷顾，仅仅回来十几天，因为叛徒的出卖，这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再次落入魔掌。 审讯室里，敌人手段尽出，竹签狠狠钉进指甲缝、令人窒息的辣椒水……肉体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但这两位革命者的意志却如钢铁般坚硬，他们宁愿血溅当场，也绝未透露半个字的党的机密。 黔驴技穷的敌人，最终签发了死刑令。 1928年的行刑日，也是他们的“大喜之日”。 临刑前，周文雍没有提出任何宽恕请求，而是平静地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要求：“我们要拍一张结婚照。”这一对在斗争中假扮了无数次夫妻、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的恋人，终于在死亡面前，决定撕下所有的伪装。 刑场之上，两人的身体虽然已经遍体鳞伤、步履蹒跚，但精神却前所未有的昂扬，陈铁军面对镜头，甚至流露出了一丝女子特有的羞涩，她温柔地替身旁的周文雍整理好破碎的衣衫。 镜头前，他们目光清澈，视死如归，随着快门定格，周文雍留下了那段震撼世人的告白：“我们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 一声枪响，这对把假戏真做到极致的革命伉俪，化作了悲壮的传奇，周恩来总理后来深情地评价，这是“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情典范”。 他们用生命证明了，在那个觉醒的年代，爱情不仅是相濡以沫的依偎，更是为了共同信仰并肩赴死的决绝。 信源：大洋网古祠新“生”,荔湾以“绣花功夫”点亮红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