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少有什么“刁民”，多的是“刁官”！ 前段时间听人讲起一件真事儿，一位县委常委在村里对群众做拆迁工作时，颠来倒去，讲的都是大道理。 群众听得不耐烦，告诉他，你不要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能得到多少补偿，如果补偿合理，我们就同意；如果补偿不合理，我们就不同意。 群众这话让他驳了面子，他当场就黑着脸。群众逐渐散去后，他嘟囔了一句，真tm的是刁民。被群众听到，激起民愤。 愤怒的群众，立刻蜂拥过来要揍他，县委常委跟随来的工作人员赶紧向县里求助，县里派出特警数人，并向群众道歉后，才把他给解放出来。 群众是刁民吗？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的观点是，自古以来，刁的不是民众，而是官吏。 民众所求不过温饱安宁，天性质朴向善，只要政令公正、官吏清廉，便会安分守己、勤勉劳作，支撑国家运转。 翻开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看看什么时候，得到休养生息的老百姓会起义闹事？ 而官吏手握治理权力，若缺乏约束，极易滥用职权、刁钻逐利，盘剥民众、徇私枉法，历代史实早已印证，“刁”的根源从来是官吏而非民众。 明代官吏的刁钻贪婪，在赋税征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初赋税定制清晰，按田亩征收夏税秋粮，额度适度，民众尚能承受。 但到中后期，官吏巧立名目，层层盘剥，尽显刁钻本质。 地方官吏在正税之外加收“火耗”，美其名曰粮食运输、银两熔铸中的损耗，实则远超实际损耗，甚至加收比例过半。 比如嘉靖年间，江南苏州府每亩田正税仅三升，官吏加收的火耗、加派竟达五升，百姓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大半被官吏巧取豪夺。 更有官吏借清丈田亩之机，故意刁难民众，富户行贿便少算田亩，贫户无钱打点则多报面积，导致贫者税重、富者税轻，不少农户因不堪重负弃田逃亡。 基层胥吏更是刁钻刻薄，征收赋税时故意拖延，对缴不起税的百姓动辄打骂拘押，甚至强夺家产抵债，民众敢怒不敢言。 司法治理中，官吏的刁钻徇私更是寒透民心。 明代有《大明律》《大诰》规范刑罚，但官吏常钻法律空子，以案谋私，颠倒黑白。 万历年间，山东青州有农户与豪强因田地边界起争执，农户持有明确地契，本是有理一方，可豪强向知府行贿百两白银，知府便刻意偏袒，曲解地契条文，将农户的田地判归豪强。 农户不服上诉，官吏相互勾结，竟诬陷农户“诬告豪强”，杖责五十后流放边疆。 此类案件比比皆是，官吏不问是非曲直，只看钱财权势，有理无钱者难伸冤，有钱无理者有罪反变有理。 更有官吏主动罗织罪名，敲诈勒索百姓，如某地官吏察觉商户生意兴隆，便借口商户“偷税漏税”，查封店铺，索要巨额赎金，商户若不妥协，便会被定罪入狱，家产充公，官吏的刁钻狠毒令人不寒而栗。 灾荒赈济本是朝廷体恤民众的善政，却成了官吏敛财的良机，官吏们的刁钻贪婪令人发指。 明代中期后，各地灾荒频发，朝廷多次下拨赈粮赈款，可官吏层层克扣，到民众手中已所剩无几。 崇祯年间，陕西遭遇大旱，颗粒无收，朝廷拨赈粮十万石，省级官吏克扣三成，府级官吏再扣两成，县级官吏又私吞一半，最终发放到灾民手中的粮食不足万石，且多是发霉变质的粗粮。 官吏不仅克扣赈粮，还伪造灾民名册，虚报人数套取赈款，将百姓的救命钱据为己有。 更有甚者，官吏趁灾荒低价强买百姓田地，灾民走投无路，只能被迫贱卖产业，官吏则坐享其成，积累巨额财富。 百姓在生死边缘挣扎，官吏却借机牟利，其刁钻冷血，彻底寒了民众的心。 反观民众，始终秉持质朴本性，若非被逼到绝境，绝不会轻易反抗。 明代百姓常年承受赋税徭役，即便被官吏轻微盘剥，也多隐忍退让，只求安稳度日。 可当官吏的刁钻盘剥突破底线，百姓失去生计，走投无路时，才会奋起反抗。 明末李自成起义，正是因为官吏贪腐成风，赋税繁重，百姓流离失所，起义口号“均田免赋”直击官吏盘剥的痛点，才迅速汇聚百万民众。 可见，民众的反抗从来不是天性刁钻，而是官吏的刁钻压迫所致。 自古至今，民众所求简单，安分守己是常态；官吏手握权力，若失约束便易滋生刁钻贪婪。 官吏的刁钻是乱政之源，民众的隐忍是本分使然，这一史实早已被历代兴衰印证，也深刻说明治国当以治吏为核心，约束官吏权力，遏制其刁钻本性，方能安民心、稳国本。 记住，任何时代，刁的不是民众，而是官吏。如果执政者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终究会吃大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