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悼明争议100多年前，蔡元培和胡适曾就《红楼梦》展开论战。那场论战始于1917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出版，他认为《红楼梦》并非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部具有深刻政治寓意的“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其核心观点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作者旨在通过小说人物和情节，影射康熙朝的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如以贾宝玉影射传国玉玺，金陵十二钗影射明末清初的名士），从而表达民族主义思想。他的研究方法是在小说文本与历史记载之间进行“索隐”，寻找其中的映射和暗喻，重在发掘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前段时间吃瓜蒙主等人挖掘出所谓朱（红）元璋（贾宝玉大名）等等，不过是拾蔡元培牙慧。时隔四年，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尖锐言辞系统批判索隐方法，他的立场建立在现代实证主义基础之上，被称为“考据派”。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写的是曹家在康熙、雍正年间由盛转衰的真实经历。因此，研究《红楼梦》的关键不在于猜谜，而在于对作者、版本、时代进行严谨的“考证”。他运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如敦诚的《四松堂集》），首次考证出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并梳理了《红楼梦》的版本源流。他批评索隐派的研究方向是“大笨伯”走错了路，主张红学研究应回归作者与文本本身，建立在可靠的证据之上。面对批评，蔡元培在1922年《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以《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为题从容回应，列举论据，坚持己见。随后，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专设“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节反驳。双方你来我往，轰动一时，但最终谁也没能说服对方，形成僵局。这场激烈的学术交锋背后，更有动人的君子之风。作为北大校长和胡适的伯乐，蔡元培在论战中不仅未以权势压人，反而在胡适苦寻关键史料《四松堂集》时，主动托朋友借到该书，帮助胡适完善了驳倒自己的证据。胡适后来也感慨蔡元培的这种“雅量”。这体现了“爱真理过于爱朋友”的崇高学术精神。相比一百年前的论战，现在不同派别之间更像是你死我活的骂战，而且由此牵扯出极其荒诞的立场问题，那就是站明还是站清。这些观点与近年来“西方偷走《永乐大典》从而科技崛起”，“满清辫子戏幕后黑手”等等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一部众所周知的《红楼梦》而形成如今的讨论事态。“重要的不是历史发生的年代，而是历史讲述的年代”，此时引发或者说推动这场舆论风波的动因是什么，或许更值得我们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