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黄茂才一九二五年生在四川自贡荣县，一个佃农家庭，屋顶漏雨是家常便饭。 父母咬牙供他读完中学。二十岁那阵，国民党抓壮丁抓得厉害，他父母怕他被拉去，只能把他送到地主刘仲威家里当勤杂。刘仲威在川康绥靖公署当小官，看他识字，就带他进公署做抄写。 一九四七年底，绥靖公署撤销，一批人被划给西南特务机关，他成了管档案的小职员，不久又被抽调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渣滓洞里，所长李磊、管理组长徐贵林天天强调“对犯人要狠”，说里头关的都是“坏透了的人”。 黄茂才巡房久了，发现不少在押者有文化，会讲道理，和宣传里那套对不上，心里开始犯嘀咕。 一九四八年六月，特务押来一男一女。 登记时，女的写下“曾紫霞”，四川内江人，他笑着说算半个老乡。放风时，两人话多起来，她摸清他是贫苦出身，又是被推着进机关，便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多为人民做好事”。 他悄悄去问怎么做，她说，别对在押同志下黑手，有机会帮一帮，就是。 没多久，又押来一名女犯。 个子不高，穿旗袍，齐耳短发，登记为“江竹筠”，四川自贡人。 他按老乡的习惯多说了一句“有事喊我”。旁边站着特务，她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江竹筠”，是重庆地下党骨干，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江姐。 江姐入狱后，很快遭遇严刑。 老虎凳、辣椒水轮着来，特务头子徐远举还威胁要脱光她衣服侮辱她，她咬着牙说：“你侮辱我，就等于侮辱你的母亲、姐妹和女儿。”阴冷的审讯室里一下子静了片刻。 黄茂才远远听见这句话，心里一紧，很难再把她当成案卷上的“女犯”。 从那之后，江姐和曾紫霞有意多找“小黄”说话。 一边聊老家，一边说国民党腐败，贪官横行，说穷人日子熬不过去，说共产党是给穷人翻身打天下。黄茂才想到自家常年挨饿，地主家碗里油光发亮，心里的秤慢慢往这边倾斜。曾紫霞随后轻声提起，请他帮忙往外带一封信，交给组织。 他知道这是披着脑袋在走路，犹豫了许久，终究还是把信送到了指定的人手里。 有了这一回，狱中不少信件和口信都顺着这条线传出去。 黄茂才进城，会顺手买几份报纸带回渣滓洞。辽沈战役胜利，平津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打到关键时刻，解放军准备挥师南下南京，这些战报在牢房里一条条传开。有人听完悄悄抹泪，有人握紧拳头。 春节前后，狱中党组织办了一个小联欢，几句歌几段词，全靠这个看守打掩护。 入冬以后，牢房里冷得刺骨。 女同志们商量，要给“小黄”织一件毛衣。江姐找机会对他说，天气冷了，让他休假时去城里买一斤毛线。毛线买回来，几双手一针一针织，几天后，一件不太规整却很暖和的毛衣递到他手里。后来他说，这是烈士留给他的唯一纪念。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后，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大家都在等天亮。 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重庆的西南特务机关更加紧张，对自己人都起了疑心。看守所所长李磊盯上了黄茂才，打算把他遣回老家。 偏偏这个时候，荣县来信，说老母病重，催他回去。他请假获准，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江姐。 江姐抓住机会，托他带一封信给儿子彭云，让他把信送到重庆育才小学，交给表弟谭竹安，再转交给孩子。 信里是母亲最后的叮嘱。黄茂才按吩咐送到。 当时谁都没想到，这成了绝笔。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拂晓前，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对渣滓洞革命志士进行屠杀，江姐在这场血雨中就义，年仅二十九岁。 四天之后，他回到渣滓洞，从同事口中得知消息，只能站在牢门口发怔。 他又在渣滓洞待了两天，就被军统特务机关“资遣”回家。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他在荣县老家被荣县公安局抓走。消息传开，乡亲们想到他曾在渣滓洞当看守，又想到一一二七大屠杀，很快就认定他是“刽子手”，有人当场要求严惩。 关押期间，他向办案人员反复说明自己送过信、传过报纸，大屠杀时已经被“资遣”回家。 因为缺少证据，也找不到见证人，他的解释被当成狡辩。 一九五五年，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无期徒刑改成十五年，后来又减刑两年。 一九六一年，他刑满出狱，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找那件毛衣。妻子不理解，他叹气说，那是江姐她们在狱中给他织的，除了曾紫霞，其余人都牺牲了，这件毛衣既是纪念，也算证据。 可当年抄家时，毛衣早被翻没了，人有嘴，说不清，物不在，更说不清。 一九八一年九月，四川省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后，明确肯定他在渣滓洞当看守期间，为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担了很大风险，建议安排他担任县政协委员，每月给三十元生活费。 同年，自贡市人民法院宣布他无罪。 他等了二十八年的平反终于落在纸上，接过判决书时，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次年五月，他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每月拿三十元工资，晚年日子慢慢安稳。 一九九七年十月，他受聘到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指导渣滓洞修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