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长沙市委代表蒋新祺去看望华国锋，交谈中，已从不过问政治的华国锋突然说道:“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许多都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时间拉回到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当时身为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 他不顾余震危险，亲自飞到唐山。那时的唐山，地面温度高达40℃，到处是废墟和危险。 他直接去了灾情最重的开滦煤矿，对着满身煤灰的工人们，他反复叮嘱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定要注意余震，保障工人的安全”。 你可能觉得，领导去一线慰问，这是分内之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年元旦，他又去了唐山。这次，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捏把汗的决定：下井。 他要下到600米深的矿井里，和工人们一起过节。身边的人都劝他，井下刚恢复，太危险了。 可他只说了一句硬邦邦的话：“工人天天在井下做事，领导怎能不深入一线？” 到了井下，他和工人们坐在一起，详细问的还是那些事：生产恢复得怎么样？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房子够不够住？ 这种把工农放在心尖上的做法，不是从他当上大领导才开始的。 早在1949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到湖南湘阴当县委书记。那地方血吸虫病和洪水泛滥，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让干部真正沉下去，他定了三条“铁规”：到老乡家，坐凳子前不能先吹灰；要主动帮群众烧火；吃饭时必须边吃边拉家常。 这三条规矩看着简单，却一下子把干部和群众的心拉近了。 后来他主政湖南，这种务实的风格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965年修韶山灌区，这是个大工程。修到皂林冲隧洞时，突然发生了大塌方，一百多米长的洞子全堵死了。 工程指挥部的人都急了，提出改道绕过去，这样虽然费钱费时，但最安全。 华国锋听完汇报，直接否决了。他说：“我们搞工程，不能动不动就向困难低头。” 然后，他不顾所有人反对，戴上安全帽，亲自下到刚塌方不久、还可能再次塌方的隧洞里去勘察。 出来后，他又把参与施工的民工代表找来，开了个座谈会，问他们有什么办法。 最后，他采纳了群众提出的一个土办法，硬是把塌方给攻克了。 你看，从一个县委书记，到主政一方，再到国家领导人，他心里装的事，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件：老百姓有没有饭吃？工人安不安全？农民的日子好不好过？ 他主管农业时，力排众议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研究，为的就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毛主席评价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看中的也正是他这种扎扎实实的品格。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998年那场谈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当他听到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们，因为工厂倒闭而“生活没着落”时，他心里那道最柔软、也最坚固的防线被触动了。 他不是在为某一个群体鸣不平，他是在心疼这个国家的根基。 所以他最后会哽咽着补上一句：“我们共产党是靠工人农民起家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这句话，才是他情绪失控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忘记了工农，就等于忘记了根本。 他的一生，似乎总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无论是面对塌方的隧洞，还是地震的废墟。 或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他始终站在第一线，用最朴素的方式去解决。 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描绘宏大蓝图的人，但他是一个会弯下腰，亲手去搬开前进路上石头的实干家。 所以，当他晚年看到那些曾和他一起在矿井下、在工地上奋斗过的工人群体陷入困境时。 他本能的反应不是政治考量，而是一个老党员、一个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建设者最直接的痛心。 华国锋逝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其简单，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亲手打理的葡萄架。 他的一生，就像他这个人一样，质朴、敦厚，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 但他对普通劳动者的那份情感，却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加沉重和真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