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王伯祥从寿光卸任，前往潍坊担任副市长时，竟将院子里剩余的蜂窝煤和木柴，都装上车，作为大官，他这么穷吗？ 1991年，潍坊市政府派出一辆卡车前往寿光，任务是帮即将调任副市长的新官搬家，司机和随行人员或许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这趟差事大概率是个“重体力活”毕竟要搬的是一位在一线奋战多年、战功赫赫的县委书记的家当。 怎么着也得有点像样的红木家具或沉甸甸的电器，没有什么用布精心包裹的贵重摆件，也没有气派的沙发组合，只有一台那是还得补交差价才买得起的冰箱，几把掉漆的旧椅子，一张手工打造的简陋木床，剩下就是十几个塞满旧衣服的纸箱。 这甚至填不满半个车厢，为了不让货车跑得太颠簸，最后硬是把院墙角剩下的半堆蜂窝煤和几捆木柴也扔了上去，才勉强凑了一车，这场寒酸到近乎尴尬的搬家，却是这位“穷官”最耀眼的勋章。 他叫王伯祥，在此之前的五年半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倒贴给了脚下的土地，却让原本贫瘠的寿光县换了一副天地，把时钟拨回1986年6月，那种窒息般的压力恐怕只有王伯祥自己知道。 那时候的寿光，不仅是潍坊经济版图上的“后进生”更是无数农民心里的“愁疙瘩”接过县委书记这颗大印时，王伯祥做的第一件事极其反常，他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地到处视察开会，而是把门一关，在这个充满烟草味的办公室里，把自己死死地关了整整三天。 他在怕，也在赌，怕的是1983年的那场噩梦重演，那时还是副书记的他，眼睁睁看着漫山遍野的白菜烂在地里，那种供过于求带来的惨痛，像钉子一样扎在他心头，但他赌的是，只有把这些带着土腥味的蔬菜真正“产业化”，寿光才有出路。 这在当时那种封闭的市场环境下，简直就是典型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认准了路，就要铺路，可现实给了王伯祥当头一棒，他盯着“寿光九巷蔬菜批发市场”这块试验田，面积是硬生生从20亩扩到了150亩，场子是大了，可成交量死活上不去。 问题出哪了，不是菜不好，是路太烂，当时的乡村土路，晴天还勉强能跑，一旦老天爷下几天雨，水灵灵的蔬菜就在农民家里捂出了霉点，看着菜农脸上的绝望，王伯祥坐不住了，1987年秋天，整个寿光的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壮观的急行军，14万民工挥汗如雨。 王伯祥就像个总工头一样守在一线，只用了不到40天，“十纵十横”、总长140公里的沙子路像是血管一样被打通，路一顺，寿光的血液彻底活了，九巷市场瞬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这种火爆场面让王伯祥养成了个怪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迈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不是喝茶看报，而是像审视作战地图一样死盯着蔬菜市场送来的报表，那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数据里，藏着民心，那一栏如果有太多“减号”，说明菜价跌了或者是老百姓有了怨言，他那天就坐立不安。 如果是“加号”居多，这一天才算踏实，但随着交易量暴涨，人性的贪婪也开始像杂草一样疯长，有人看这行当挣钱，开始搞起了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勾当，“菜霸”、“菜虫子”不仅坑苦了外地客商，更是要挖断寿光的根基。 听到汇报的王伯祥当场大怒，他的逻辑很简单粗暴：“百姓的生活比我的乌纱帽重要”在这位“父母官”的雷霆手段下，多部门联手，不管那是谁的关系、谁的熟人，凡是敢在市场上捣乱的一律严办。 那段日子的整顿，彻底把市场上的乌烟瘴气扫了个干净，商户和菜农这才真正安了心，就在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间隙，1988年冬天的几根新鲜黄瓜，又触动了王伯祥敏锐的神经，大冬天能有这鲜玩意儿。 他二话不说，立马派人去东北取经，把大棚技术引回了家，一年后，当三元村那17个试验棚让十几户人家成了令人眼红的“万元户”时，“中国蔬菜之乡”的名号，实际上已经在大地上扎下了根。 如果说种菜是看家本领，那治理盐碱滩和发展工业就是王伯祥的另一着险棋，从南部的大棚到北部的荒滩，他没让一寸土地闲着，引进项目、选拔人才，五年时间里，硬是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了三番，税收更是不可思议地翻了九倍。 让这个原本吊车尾的县城一跃冲进了全国百强，这就是王伯祥在寿光的五年半，他用一双沾满泥土的手，托举起了一座城的财富神话，却没给自己留下半点家底，他在十年里搬了三次家，每次甚至都用不上像样的搬家公司，一辆老旧的130小货车足以装下他的全部身家。 直到1991年最后那次离开，面对着那一车连蜂窝煤都算上的“寒酸”行李，没人敢轻视这个穷官，相反那辆装着煤块和木柴的货车，在这个繁华初现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无比庄重。信息来源：《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