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逃兵，不配回国！”2017年，面对滞留印度54年的王琪，人们纷纷报以谴责。而他只能一遍遍解释：“我真的是迷路了！” 2017年元宵节的前夕，一架从新德里起飞的航班缓缓降落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这一刻对于已经在异国他乡流落了54年的王琪来说，既是归途的终点，也是半个世纪噩梦的醒时，当这位早已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出舱门。 与同样苍老的亲兄弟相拥而泣时，周围甚至还得靠并不流利的乡音来辨认彼此，曾经的青春面孔早已被岁月碾碎，而笼罩在他头顶那个所谓的“逃兵”嫌疑，也终于在这个迟来的拥抱中，被他身上那一身硬扛下来的累累伤痕彻底击碎。 回到1963年，才能看清这场荒诞命运的起因，那时中印边境的战火虽然已经停歇，但工程兵部队的任务还在继续，作为其中的一员，王琪曾无数次在生死的边缘试探，凭着精准的技术在雷区开路。 哪怕是高原反应引发的剧烈头痛和狂吐不止，也没能让这个硬汉退缩半步，就在部队即将撤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空档，想再看一眼这片山色的念头，却鬼使神差地让他独自走向了丛林深处，那一带地形复杂，杂草丛生，一个转身的迷失，竟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 如果当时他在密林中困饿两天两夜后，遇到的不是那辆挂着红十字标志的车，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对于精疲力竭的王琪来说，那本该是人道主义的救援，却变成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他不慎弄出声响被发现后，对方并没有将他送往近在咫尺的中国口岸。 而是把他当作邀功请赏的筹码，直接转手交给了印军，印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仅仅是一个迷路的工程兵，非要给他扣上一顶“间谍”或者非法入境的帽子，接下来的七年，是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度过的。 印军为了撬开他的嘴，获取我军的防务机密和撤军路线，将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拳打脚踢成了家常便饭，但凡他松一点口，或许能换来片刻安宁，可这位曾用生命排雷的中国军人，愣是把嘴闭得比铁还紧。 他或者装傻充愣，或者咬牙死扛，七年时间里不仅没有吐露半个字，反而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印地语，这原本是用来沟通求救的工具，最后却成了他听懂羞辱和呵斥的凭证。 更令人绝望的是1969年的那场“释放”与其说是重获自由，不如说是换了一个更大的牢笼，印度当局虽然打开了监狱的大门，却违背承诺，并未将他遣返回国，而是把他扔到了一个偏远封闭的农村。 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流放地，聚集着各色被视作麻烦的人物，四周看不见围墙，却处处都是无形的枷锁，在这个叫天不应的地方，曾经的技术兵为了活下去，只能弯下腰脊，去面粉厂打短工，甚至在集市上摆地摊卖点特产。 这种苟延残喘的生活并非没有温情，在异乡的冷眼里，他竟意外遇到了一位有着相似遭遇的中国老兵，两人在绝境中相互扶持，靠着一点微薄的生意维持生计，后来在当地人的撮合下，王琪娶了一位印度妻子，儿女的降生让他那颗悬在半空的心勉强落了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放过了他，作为并没有合法身份的“外来户”，当地警察和流氓隔三差五地上门找麻烦、收保护费，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中，警察甚至直接动用警棍，活生生地打断了他的腿，拖着伤腿的王琪，在异国的烈日下忍气吞声，心里的那团回家的火却越烧越旺。 他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发报机，几十年如一日地向国内寄信、向大使馆求救，这些满载着血泪的信件，大多像泥牛入海，有的甚至直接被印方拦截销毁，他根本不知道，远在国内的亲人因为长时间没有消息，早已接受了他“失踪”甚至“牺牲”的判定。 直到1986年，命运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一封来自侄子的回信几经辗转到了他手中，那一刻，巨大的悲喜几乎将他淹没，母亲因为思子成疾，早在三年前的1983年就已经带着遗憾离世。 这个打击比肉体上的折磨更甚，那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的愧疚，成了支撑他后半生一定要冲破阻隔、魂归故里的执念，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这位在夹缝中求生半个世纪的老人终于看到了曙光。 2013年，当古稀之年的王琪一瘸一拐地敲开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大门，在核实身份的那一刻，国家力量终于介入了这场漫长的营救，外交官们不仅迅速帮他补办护照、发放生活物资，更是在外交层面对印方持续施压。 面对印度方面长达四年的推诿扯皮，我方硬是把这个离散多年的游子从各种官僚借口的泥潭里“抢”了回来，那些曾在他失踪后揣测他是“逃兵”的流言蜚语，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没有背叛，他只是在一次错误的信任后，用一生的苦难去偿还了那次迷路，即便乡音已改，即便双腿残疾，但他用五十四年的坚守证明了军人的骨气。 对于王琪而言，相比那些永远长眠在异国荒野无人知晓的无名烈士，能在生命尽头活着走完这条回家路，看一眼故乡的月亮，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信息来源：环球网——被困印度五十余载中国老兵的漫漫归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