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绍兴，红烛摇曳的新房里，刚满17岁的钱玄同被哥哥按着肩膀推到床边。 哥哥拍着他的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熟稔：“今晚好好圆房，先留后，再纳妾！”一句话像块冰，瞬间砸进满室喜庆里。 那时候的钱玄同，心里正烧着另一团火。 两年前在求是书院，他跟着章太炎读《革命军》，加入光复会时右手按在《民报》上宣誓的余温还在。 科举刚废，新式学堂里的西学课程、《浙江潮》上的民权讨论，早让这个少年觉得，三妻四妾那套旧规矩，像味书楼角落里蒙尘的线装书，该被时代翻篇了。 徐绾贞的出现，是这场旧剧本里的意外注脚。 她是绍兴徐家的小姐，家里的“味书楼”藏着数万卷书，连鲁迅后来都常去借阅。 按江南士绅的规矩，闺阁女子该学女红针线，可她偏在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了《天演论》，铅笔批注的字迹比不少男子还工整。 钱玄同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第一次在味书楼见到那些批注时，突然觉得这场家族安排的婚姻，或许没那么难熬。 婚礼前三个月，钱玄同给哥哥写过一封长信，说“若必以家族之命相强，此生宁为鳏夫”。 信纸边缘被他攥得发皱，墨迹都晕开了。 可他不知道，徐绾贞那边也在反抗，母亲送来的嫁衣，她一针未绣，反而把绣线拆了，编成了装书签的彩绳。 两个年轻人，在完全不同的院落里，用各自的方式对抗着同一场命运。 新婚之夜，红烛燃到一半，钱玄同突然开口：“纳妾的事，我做不到。” 徐绾贞正低头绞着帕子，闻言手指顿了顿。 窗外的更鼓声里，他把从求是书院带回来的《女子世界》递给她，那本翻烂的杂志里，秋瑾写的《敬告姊妹们》被他画了无数红圈。 后来徐绾贞说，那天夜里，两个人没说多少话，却都在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了没说出口的答案。 日子过起来，才见出真章。 钱玄同在北京教书，徐绾贞带着孩子留在绍兴，每周写信都夹着味书楼新得的古籍抄本。 有次钱玄同生病，徐绾贞坐船去北京照顾，行李里一半是换洗衣物，一半是他要校勘的古书。 最有意思的是1918年冬天，钱玄同和刘半农搞“双簧信”，一个假装复古派骂白话文，一个扮革新派反驳，闹得整个文化圈都在讨论。 夜里他在书房写回信，徐绾贞端来热茶，突然说：“你上次说‘人要做自己的主人’，这话不光是说给读者听的吧？”钱玄同搁下笔，看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突然觉得这种从对立到理解的转变，恰恰藏着传统婚姻里最难得的弹性。 味书楼的藏书后来大多捐给了鲁迅纪念馆，那些带着两人批注的《天演论》和《新青年》，现在还躺在恒温柜里。 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灵魂伴侣，不过是两个被时代推着走的年轻人，在家族安排的棋盘上，悄悄换了下棋的路数。 就像徐绾贞晚年整理旧物时说的：“原以为是被塞进别人的剧本，演着演着，倒成了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