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西方的学者勇敢说真话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霍布森在电视节目中说:“没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就没有英国的农业革命，工业化就会受阻，西方人拿来了却说是西方人发明的。”他还特意列举了出了两个例子，旋转绕线机和移动犁就是从中国引进后再改进的。 先说说移动犁，咱们得先看看17世纪的英国农民是怎么种地的。那时候他们用的犁叫“阿得犁”，说白了就是根带尖的大木棍子，翻地只能在地表划道浅痕，底下的生土根本翻不上来，杂草也压不住。 更费劲的是，拉动这玩意儿得靠6到8头公牛一起使劲，跟组建了一支“豪华拉犁队”似的，可效率低得让人着急。因为地翻不透，肥力上不去，英国只能实行“三圃制”，三分之一的土地常年闲置养地力，老百姓一直处在“饿不死但也吃不饱”的状态。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早就用上了更先进的曲辕犁。这种唐代就发明的耕犁太聪明了，弯曲的犁辕又短又灵活，还装了能调节深浅的犁评，想深耕就深耕，想浅耕就浅耕，一头牛甚至人力就能拉动。南方水田地区的农民，牵着水牛慢悠悠地走，一天就能把几亩地翻得妥妥帖帖。 这技术后来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发现了，他们在中国沿海贸易时，看到中国农民用这么省力的犁，立马意识到是个宝贝。荷兰地势低洼多泥地，欧洲老犁根本不好使，中国犁正好适配，于是就把这技术悄悄带回了欧洲。 没过多久，英国请荷兰工程师帮忙治理沼泽地，这些工程师顺手就把改良后的中国犁带到了英国。18世纪，英国一个叫詹姆斯・斯莫尔的工程师，在这个中国犁的基础上换了铁材料、调整了犁壁角度，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叫“罗瑟勒姆犁”，然后就成了英国农业革命的“核心发明”。 可谁能想到，这所谓的“创新”，核心技术早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正是有了这种轻便高效的犁，英国农民不用再养那么多耕牛，翻地效率却翻了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要知道，农业革命的关键就是粮食够吃，只有粮食富余了，才能养活更多不种地的人，这些剩余劳动力后来涌入城市的工厂，成了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工人。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的犁技术，英国可能还得在低效耕种里挣扎，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别提什么工业化了。 再说说旋转绕线机，这玩意儿和工业革命的“重头戏”纺织业息息相关。工业革命早期，纺织业的瓶颈就是纺线效率太低，纱线不够用，织布机再好也得等着。而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水力纺织机械，能实现连续绕线，效率比手工高多了。 这技术后来通过贸易和传教士慢慢传到了欧洲，西方人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些改造，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旋转绕线机”。别小看这小小的改进，它让纱线产量大幅提升，直接解决了纺织业的“原料荒”。 要知道，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正是因为纺线、织布效率的提升，才催生了工厂制度的诞生。大量纺织厂建立起来，需要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动力，这又倒逼蒸汽机等动力设备的改进和普及。 如果没有中国传来的水力纺织机械原型，英国纺织业可能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阶段，工业化的脚步必然会被拖住。可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历史教科书里，只提詹姆斯・斯莫尔改进了犁，只说欧洲人发明了旋转绕线机，压根不提它们的中国“祖宗”。 这背后其实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很多西方学者习惯了把自己的崛起归功于自身的“天赋异禀”，却刻意忽略了从其他文明吸收的养分。霍布森教授敢说真话，就是戳破了这个泡沫。要知道，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英国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离不开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流，而中国的很多发明创造，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再往深了想，这两个例子其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农业革命，就没有工业革命；而没有从中国引进的核心技术，英国的农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没有富余劳动力；纺织技术跟不上，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突破口。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中国的犁和纺织机械是推倒第一块骨牌的力量。可西方人拿着这些技术改进后，就抹去了源头，说成是自己的发明，这确实不太地道。 其实不止这两项技术，中国古代的耧车、焦炭炼铁等技术，后来也都传到了欧洲，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只是长期以来，这些历史真相被“西方优越论”的滤镜掩盖了。霍布森教授的发声，让更多人看到，西方的崛起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站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肩膀上实现的。 现在回头看，旋转绕线机和移动犁这两个例子，看似微小，却精准地印证了霍布森的论点。它们不仅是技术传播的见证，更说明了文明交流的重要性。没有中国技术的引进和启发，英国的农业革命会滞后，工业化也会受阻。而西方人把这些技术拿来后，刻意淡化其中国根源，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其实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说到底，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人类文明共同交流、相互借鉴的结果。霍布森教授的真话，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任何忽视文明交流、夸大自身优越的观点，终究站不住脚。
